《文学报》38期节选
    时间: 2009-05-19    浏览次数:

 

苦恼的选择题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是中国当下时兴的一种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能力培养、个性发展,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学与中小学很大的不同之处是课程不再人尽相同,学生享有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利。

  毋庸置疑,自主选课这种理念是好的。首先,选课机制给了学生更多选择的权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课程,这很好地体现了大学民主、自由的思想。其次,自主选课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专业课程,而是可以广泛地涉足其它学科及其它专业,发展个性,开发潜力。另外,选课还可以促进老师教学质量的提高。由于学生一般根据老师的讲课水平、教学质量来自由选择老师,选课人数无形中给了老师的教学水平一个评定,从而让老师们有了改进教学方式的动力。

从以上角度分析,选课制度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又适应了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让多方受益。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时候却并不尽如人愿。选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暴露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效率低是选课最显而易见的弊端之一。网络技术的发展,让选课有了新的工具和载体。但这个“得力助手”在给我们带来方便之时也给了我们诸多麻烦。选课之日,也是电脑濒临瘫痪之时。选课一开始,千军万马同时挤入缓慢的校园网,一次次刷新,一次次等待,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网络繁忙,请稍候再试”。网络堵,内心也堵。为了选课,学生们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电脑不断刷新中,甚至几个小时下来也没选到。这样的选课不仅浪费时间,还浪费精力。当初在琳琅满目的课程表上千挑万选,结果却频频落空。他们少则一两门,多则五六门落选,不得不再花时间进行下一轮选择。与其说这是选课,倒不如说是抢课。耗时、耗力、命中率低,这种低效率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种统一时间,全体选课的方式显然不够科学,学校有必要考虑推出更科学的选课方式。

现行的选课机制在无形中还助长了逃课之风。大学里流传着一句话:“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逃选修课在大学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学校领导和老师屡禁不止。其实,一味禁止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还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原则上,我们选课的首要考虑因素理应是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方向,但通常能够这样做的同学很少。当兴趣与分数冲突时,大部分人还是会向分数屈服。毕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绩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将来就业的成败,谁敢轻易地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学生们为保险起见,不得不出此下策,宁愿舍弃自己的兴趣也要选上“高分课程”。大部分学生选课时并不是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爱好、专业去选择相应的课程和老师,而是斟酌着哪个老师的作业少、给分高,哪门课程容易通过。如果学生从选课一开始就对所选的课程没有兴趣,选它只是迫不得已,甚至由于专业的差异,所选的课程学习起来十分困难,那自然会有逃课的冲动。因此,如何在分数和兴趣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始终是个悬而未解的难题。

学生们被动地选课,更确切地说是课在选学生。为了分数而去选课不值得提倡,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考试评分制度公平性的缺失。考试时,不同老师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来打分,评分存在很大主观性,缺乏公正。老师的个人因素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这门课的好与坏。有的人很努力却成绩平平,有的人随便学学却能获得高分,这种不公平自然会造成心理不平衡。一旦公平缺失,那么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这就需要学校给选修课建立一个统一、公正的评分标准,让学生安心、放心地去选课。只有让所有人站在同一准则上,学生们才能用一种健康的心态去面对选课。

 面对种种选课的问题,作为学生,选课前应当三思而后行,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分数,还有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如果盲目地追求分数,你可能会失去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机会,毕竟在大学,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而作为学校,则需要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逐步改善选课机制和考试评分制度,让选课成为学生提高素质的一种途径,而不是给学生平添一道烦恼与痛苦的选择题。

 

(原载于《文学报》38期一版)

 

流浪与永恒回归

    张晓欣

昆德拉在演绎“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时,选用了特蕾莎无终止的逃跑:每当被生活、爱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她就逃,从小镇到布格拉,在布格拉与日内瓦之间往复,最终跑回农村,漂泊似乎成了她唯一的生存状态。在充斥着战争、暴力、强权、流放、革命、背叛、摧毁的布拉格里,这绝不是自由所赋予的诱惑。相反,你会发现昆德拉用奔狂而破碎的悲鸣带来的是一场宿命给予的滑稽玩笑:逃遁无休止,生活永远在别处。如特蕾莎由始至终都在一个不存在的理想之境到另一个不存在的理想之境之间周旋。

  导致特蕾莎逃命式奔跑的是,每处起点的粗俗在她看来都恶心得忍无可忍,从鄙陋庸俗的出生开始,她一直坚定地从此处的无意义向心仪的有意义里追寻,企图找到灵肉不再背叛的契合点,就是心灵可落地归根的家。流浪是回家的一种方式,旨意在回归。趋附在所谓的现代文明下,自我与自我真正归宿之间被割裂在无法弥合的间隙两边,精神强大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构成了自我存在的荒诞和自我意义的质疑。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如果我找不到这疼痛来自何方,我便丢失了我的生活和真理。我将要继续流浪。”疼痛是真实存在可被触碰的印记,出走的英勇与浪漫也许是以寻找疼痛存在感的悲壮换来的。回过来想,这种疼痛的存在何尝不是特蕾莎在了了无期的轻中不断寻找的重?显然,战乱、压迫、欺瞒给人们带来家园的支离破碎,亲人的流离失所,个体之间的猜忌、疏离和冷漠,命运周遭予以的绝望,最终导致灵魂缺席的空虚与渐离大地的轻浮。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存在也束手无策时,就开始寄望于流浪,以流浪的性感抵抗存在的死感与飘渺。

  二十世纪习惯地被人们看作是流亡的时代,流亡文学的盛行,哲人对存在话题的穷追不舍,注定了这个时代的悲剧性。悲剧首先在于流亡的承担者始终是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孤儿,这一点彰显了人类等待戈多式的处境。其次在于这个时代赋予了《等待戈多》的剧本会在戈多来临之前终止的必然性。我们会不禁地问,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冈等来的会不会只是一场又一场漫长而无聊的等待?等待的悲剧延伸到流浪的悲剧上同样得到解释。在勒·克莱齐奥关于流浪的诠释里,《流浪的星星》带给我的就是“流浪无终结”这一竭斯底里被毁灭的悲剧命题。二战结束,作为犹太民族,小星星艾斯苔尔不得不面临流浪的命运,开始漂泊就意味着开始寻找,“家在哪里”的思考贯穿她的一生。怀着水晶般的美梦和希冀,她和母亲踏上征途,寻找传说中的家园——圣地耶路撒冷。“光明之城”的诱惑曾一次又一次地驱散她们途中的苦难和绝望。但憧憬是易碎的,所以艾斯苔尔反复地问,“也许耶路撒冷并不存在?”我们的精神归宿真实存在吗?我们一直流浪下去值得吗?恐怕只有孩子才敢直言面对大人因偏执而不愿承认的事实。到达圣地,曾经以橄榄树、和平鸽、教堂、清真寺筑建的梦想破灭,但悲剧没有在此结束,小说的另一条线索萘玛续写了艾斯苔尔流浪的命运。所不同的是,支撑萘玛义无反顾走向难民营的是乌伊雅姨妈讲的故事,故事里有破碎的世界没有的花园、泉水、纯洁、宁静,有伊甸园,有神灵。但是,宿命重复着,最终还是由萨迪(萘玛的爱人)指着雾里的大山说出,“我们大概永远都到不了阿尔穆基,永远看不到神灵的宫殿。也许他们,神灵也已经离开了”。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了《等待戈多》临末部分,在漫长而空虚的等待后,戈多没有应孩子的诺言出现,焦虑的弗拉基米尔迫切追问再来送信的孩子,“可他明天来?”孩子答是,“一定来?”“是的,先生。”回响在空荡的舞台上恐怕是人类自言自语的梦呓吧!若特蕾莎以死亡结束了无意义的移动,两个流浪汉以无结局的等待延续了希望终会幻灭的悲哀时,相较之下,艾斯苔尔和萘玛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最后明白家园并不存在,人生以出走为前提。

  “流浪注定是人类的悲剧在于流浪的原因”,走出家门以后,人生从此成为一出被无限期推延重返家园的悲剧。看到一个个飘零流荡的心灵归于坚实的大地时,能不为无数个在命运之指的轻拨倩弄下铩羽而回的弱者形象生发无尽的叹怀吗?

 

游荡的灵魂

    徐翠冰

人必须依附肉身存在,更需要内在的精神性的依托。否则,灵魂就会惶恐不安。只要人类尚存一日,就会不断地寻求在一己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世界整体之间建立的联系,以获得生存的力量。一旦失去了精神支柱,个体便被抛在苍茫无垠的旷野,一如飘飞的蒲公英,浪迹天涯,无家可归。这就是流浪的灵魂。

  灵魂的流浪,可诠释为一种虚无的精神状态,抑或人生寄托的缺失。想起那条破败的街道,一堆失业的青年男女团坐赌博。男女惯于吞云吐雾,口吐极为粗俗之语。他们无任何想望,意欲打发无聊的时光;沉浸于滑稽可笑的赌局,为着荒诞的胜利和无味的失败而疯狂。黯淡的光线下,他们的脸孔苍白渺小。不敢妄断这样一群人思想已死,只是尸居于人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灵魂空虚。他们是无法或不会真正深入生活的,只任由庞大的生活逐渐消解。

  浅薄的灵魂的流浪只会浮在人生的表面,是荒野乱飞的蓬草,毫无价值。

  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流浪,源于对人生的觉醒。尼采,便是这样一个高贵的流浪者。年少时,尼采的亲人接连死亡,使天性敏感的他很早对人生产生了怀疑,生命意义始终纠缠着他。孤立无助地经历种种痛苦的体验,使自幼折磨他的人生困惑如暴力的棍子,直接而明确地,击中灵魂;驱使尼采自觉地走上苦苦求索,永不安宁的命运之路。尼采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怀着茫然的决心,向边缘前进。从诗歌、音乐到神学、古典语言学,再到后来的哲学,他走得越远,体验就越深。人生决非一场消遣,尼采寻求的是一种更真实的人生。然而这亦意味着要开始一场艰辛的精神跋涉,前途叵测。一切不再温馨甜美,变得尖锐痛苦。这种流浪,抵达了人生的另一种高度,却时常落入悲观与虚无的掌控之中,一级一级地,推进感情的锐度。“流浪”使尼采疯狂,他终于在疯狂中摆脱了“流浪”。这种有质量及重量的灵魂流浪,需要极大的勇气去面对强悍的痛苦。一旦超越,必定惊世骇俗。

  个体需精神寄托,宏大的时代也要顶梁柱。时代的灵魂亦有流浪的时候。

  每个时代的灵魂都是个体与社会的连带,是稳定人的内心的架构。一旦时代的灵魂摇摆,或是结构的轰然倒塌,凝聚其身的价值、符号、模式也就会随之动摇破产,个人的行为便失去了正确的依据,精神虚干。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也因缺乏正常的联系而出现疏离。一种深感人生无常、个体渺小的生命恐惧便会弥散开来笼罩压迫着人们的脑袋,一种迷惘、困惑、烦闷、焦虑的感受将无情地折磨、蹍压着人们的心灵。人们举止失措,乖张无常,各种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便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魏晋时期便是这样一个“患病”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战争连年,死神如影相随。人对生命的感受因而更为深刻强烈。名士更容易看透虚伪的沦为统治工具的儒学,而转向深远的人生思考。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危机,时代的灵魂在外游荡,人的内心流离失所。精神的千疮百孔外化为令人费解的行为。于是士大夫个个倜傥风流,饮酒长啸,口吐玄言,更有甚者散发垢面,赤身起舞。

  时代灵魂的飘摇如同无雨的冬夜。听风虎啸龙吟朔风动地而来,心头瑟缩似万马狂踏,落英狼藉。如此的“流浪”叫人害怕。

  如今商业时代,人忙碌如无头苍蝇,连自己在寻找什么也不知道。台湾著名电影《麻将》中有句经典台词: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旦你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这一语道破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苍白、可悲。信仰的空白,自我的迷失,文化的平庸在人海中横亘……大抵由于原先鼓手的价值观念在商业社会遭到质疑,而重构的新价值观念还无法在现实中获得牢固的根基。在此过渡期,人们无所依傍。

  财富的年代急促地奔跑,可忘却了给精神生活保留一个位置。现代人可要提高警惕,勿让流浪的灵魂淹没。

 

拒绝流浪

    纵横

于坚说:拒绝隐喻。

  所谓隐喻,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言此意彼。一个字,它有言外之意;一个音,它有弦外之音。世界之初,任何东西都只有本体而无喻体,譬如“树”,它就是一棵树。随着人类想象和阶级的产生,隐喻时代开始。可以这么说,隐喻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模式,它是人类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因此,从诗歌角度来看,在语言王国中拒绝隐喻,便是选择流浪。做一个通俗的比喻,隐喻系统是我们的祖辈用几千年的血汗建立的金碧辉煌的房子,拒绝隐喻便是放着好房子不住而去睡街头,餐风露宿,甚至整天想着如何把祖先留给我们的房子拆掉然后重建,不断地折腾。因而,在诗歌语言王国中,流浪不可取。

  首先,流浪是对美妙修辞的摧毁,对语言审美价值的糟蹋。隐喻是一种委婉的修辞手法,它使一些难以言说的或不好直说的东西得到最恰当的表达。比如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比如张籍说:“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比如一个人死了,我们一般不说“死”,而说驾崩、薨、卒、不禄、仙逝、羽化、圆寂、作古、寿终正寝、命赴黄泉、香消玉殒……假如孟浩然对张九龄说:“张大人,我太想做官了,你就帮帮我嘛!”假如张籍对李师道说:“李大帅,我生是朝廷的人死是朝廷的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假如某个皇帝死了,太监对皇亲国戚满朝文武天下黎民说:“皇帝死啦!”那么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呢?人生在世总该有礼义廉耻,求人办事更得含蓄,这不仅是一个人有内涵的体现,更关系到动机的达成。选择流浪,无疑是对语言审美的扼杀,对社会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颠覆。

  其次,流浪是对文化积淀的稀释。中国是一个有过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其专制必定造成话语系统的隐喻,诗人对专制不满,也只能通过隐喻式的文本来暗示,于是,这些文本不自觉地成了诗人们意识形态的策略,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到了今天,这些隐喻系统反而成了诗歌具有丰富审美价值的意象群体,成了我们民族文化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正如于坚所说,五千年前的秋天跟当代的秋天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当今的秋天承载了数千年来各时代关于秋天的隐喻积淀。我们在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如月亮、飞雁等,也已经不是一种纯自然景物。月亮象征着高洁,象征着阴柔,象征着人事聚散,象征着可望不可即的苦恼……飞雁南飞北返,常使安土重迁的古人倍添伤感;飞雁能超越空间,成为古人寄托桑梓之怀的空中使者。秋天也好,月亮飞雁也罢,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负载着几千年来人们的价值判断,是一套套隐喻价值的系统。我们之所以能与古人有心理共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因素。然而,这些隐喻系统并不是像于坚所说的是专制语言的暴力场,它没有强迫谁一定要遵循,但它本身是汉语存在的栖息地,是一种审美形态,一种文化心理。选择流浪,无疑是对诗歌意象的解构,对民族文化积淀的稀释。

  最后,流浪是对诗人生命与精神存在大厦的拆除。隐喻,凝聚着诗人的生命意识,是诗人灵魂的栖所。一个隐喻结构,往往呈现着诗人的心灵和灵魂的深度。诗人通过与外界的观照,在诗性的支配下会选择与其主观情感切合的意象,而且这个意象往往具有隐喻性,它是诗人情感、认知的载体,传达着诗人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一旦消解这些隐喻意象,诗人的灵魂必定接受风吹雨打,甚至无所依托最终灰飞烟灭。诗不可能是如于坚所说只是一种消灭隐喻的语言游戏,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在场,因此,当诗人的灵魂缺失时,已经无所谓诗歌。即使是于坚,抑或其他像于坚一样高呼“拒绝隐喻”的诗人,他们无论如何“拒绝”,最终也总是在自觉的拒绝中不自觉地接受了隐喻,掉进自己处心积虑设置的逻辑陷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更因为他们是诗人。选择流浪,无疑是对诗人生命与灵魂的屠杀。

  流浪的本身并没有错,对诗人自身来说,流浪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回归,但是,在诗歌语言中选择流浪绝对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毁灭。面对祖先留给我们的“别墅”群,我们这些做后人的,不应整天想着如何去流落街头如何去破坏,而是应该想着如何进一步把家业发扬光大,在更多的地方购置房地产,在语言的穷乡僻壤上建立起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

 

冷冷客路

    余井瀛

古道悠远,土木萧萧。

  游子行履匆匆,穿行在即逝的暮色里,又添新愁。

  是上前去寻那不可知的微微灯火,或不得不以星汉为盖,露宿荒郊?

  居无定所的道路辛苦、羁旅愁思,便在举头时,折柳间,化作斜挂的月,清远的笛,在漫漫客路中,涌上心头。

 

  起始于亘古的岁月,汉人的情愫里,总也羁绊着一份烙印般的故土情结。

  而飘泊在外的寂寞与坎坷,就在颠簸流离中,伴着如九曲流川、逶迤山岭般的细腻柔肠,凝结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客路情怀,沉淀了千载,却更是深植在了民族记忆里,保留了那份属于苦涩的诗意情怀。

  春寒料峭,晨霜犹在,残月当空,行客在鸡鸣声里推开茅店的柴扉,踏着未明天色中隐约可见的行人足迹,再次开始赶路——一天的行旅劳顿就在这栉霜沐露的早行里拉开了序幕。

  于是乎,蜿蜒的小道,浩浩的江水,又再次承载起漂泊之人道不尽的客路悲苦。

  漫漫长路上,屈原悲作楚歌,泣涕如雨;旅夜孤舟中,杜甫感怀身世飘零,忧国忧民……这是生逢乱世的客路愁情,负荷着悲怆与失望,书写了家国不幸的苦难史。它与中国历史上的贬官文化一道,迫使过太多的弱者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这样的离开,总是出于无奈。而就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却融入在数千年历史记忆的经脉里,不仅成就了流离失所中诗意的心灵和文字,更在民族性格里永远留下了与苦难和忧伤同在的味道。

  自然,历史还有一种记忆——总有那样一群人,踏上离乡之路,去云游四方,去建功立业。他们带着理想上路,脚踏征程,心怀壮志。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出征在心灵战场上,流浪不过是使其在客观生活中达到心灵解脱的实践方式。选择为此出发的流浪,倒更像是心灵上的圆梦之旅。或许途中免不了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偶尔总也会“乡愁步步生”,但出门时那份“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却注定了他们的背井离乡只属于另一种高姿态。

  然而,无论踏上客路的原因何在,羁旅漂泊中固有的那份孤独寂寞,总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触动了太多太多的情感。似乎客路之人更容易成为诗人,他们怀着对一纸乡书的期盼,怀着与孤月相依的寂寥,怀着对前路的期许及不安,每每在不能自已之时,便将满腹欲说还休的客路愁情,用最掷地有声的文字迸发到每个读者的心中。蒙田的《论悲哀》中引用了维琪尔的一句话——“直至声音从悲哀中冲出一条路”,那条冷冷客路上发出的最诗意的声音,则是游子浓浓的客路愁绪凝结成的无数的、短短的真挚诗篇。且不提文人骚客笔下文采满溢的离恨乡愁之句,从“我东曰归,我心西悲”的国风,到“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民谣,可见文字的浅白与否,从不曾阻扰情感的传递。它们带着苦涩和艰辛,见证了漫漫客路上的阴暗与沉重,同时,由此需要被抒怀的那些压抑着的飘零之痛,又散落在了慈母手中的针线里,发妻紧锁的眉头间,更添了一份柔情式的苦寂。

  而冷冷客路的尽头是什么?无人知晓。终究可否寻到到稚子候门的圆满,或是在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催人岁月里也渐渐“尘满面,鬓如霜”?命运的不可知论总在游子心中占了上风。

  客路两端的人,客路两端的岁月,都在年年月月望相似的月光、乌啼中化作了向晚的街道,凝固在了寂寞里。任是在或不在路上的人,每每念此,总也会生出“宛见当时客路情”的惆怅——民族文化里已抹不去那份客路愁情。

  “客路逢春不当春”,面对远离故土的客路生活,我们没有吉普赛族的豁达潇洒,然而,流浪的经历却铸造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客路文化,继而变成一种纵横了千载,却能走向永恒的浪漫情怀,带着点点寂寞,点点忧伤,点点诗意,交错在文字与生活间,蔓延在华夏文化的深处。

 

  天色已昏,残月高悬。

  游子加快了赶路的步伐。

  客路的彼端,仍然是不见尽头的黑夜,亦或是无以为蒸黎的荒废园庐?一切无从得知。

  而那冷冷的客路,却仍在脚下延伸,绵延不断。

 

(原载于《文学报》38期2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采访肖海薇老师有感

采访  本报记者  整理  邢丹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网已日渐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快速获取信息及交流沟通的途径。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监督,这种便捷的手段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网络上充斥着毒害青少年思想和身心健康的色情,暴力网站,而一些不健康或不规范的网络语言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和交谈用语。为了净化网络文化和加强汉语的规范化,有的专家提出禁止使用网络语言等建议,而中小学老师对学生在作文中使用网络语言更是严加限制。可是,全盘否定网络语言显然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毕竟网络语言中也有很多有助于日常沟通的表达用法。肖老师告诉我们,“网络语言的流行和网络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为年轻人最好奇最热衷于新事物。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人机对话比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有更大的吸引力。以前新语言的传播是一浪接一浪的,需要一个时间段,先由一些人带动再慢慢传播开来。而现在,信息在简单的点击中传递得既迅速又广泛。”由此可见,网络语言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平面媒介语言形式。它较为直接地反映了网民追求高效,张扬个性,挑战权威,颠覆传统,时尚前卫等社会心态,而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推动着网络语言的不断更新和发展。

对于网民来说,网络语言有着独特的魅力。如果直截了当地说“你真是一个差劲的新手”,就会使交谈变得繁琐而费时,并且失去了应有的味道,而用“菜鸟”进行表达时则显得生动形象又含蓄有致。关于对中小学生如果在作文中使用网络语言就扣分的现象来说,肖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是出于表达的需要而使用了某些网络词语,这应该无可厚非。事实上,大多老师反对的并不是网络语言本身,而是反对学生在作文中使用一些不健康、不太符合常规的网络语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网络语言有时会使一些原来不雅的语言表达得文明化,或更含蓄、更礼貌。比如说‘青蛙’、‘恐龙’等网络词语。网络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虚拟空间,用现实的规范去规范它,反而不太现实。语言自身有一个进化的过程,不合适的网络语言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减少慢慢地被网民淘汰出去,而表意好的网络语言的使用则会愈加广泛。”

有的人认为网络语言阻碍了家长与孩子的沟通,肖老师认为,“这和家长的经济与文化水平有关,因此也是因人而异的。家长应该用一种开放宽容的心态去学习去接受新的语言,多和孩子沟通交流,缩小彼此间的距离。”因此,认为网络语言是产生父母与孩子代沟的始作俑者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家长及教师应该客观地去看待网络语言,主动积极地去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便于双方的交流理解,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随着时间推移和使用频率的增加,很多网络语言的语用句式很可能成为新的规范用法。只有跟上了时代语言的步伐,才能适应这个社会,更好地与人沟通和交流。正如肖老师所说的“一个人能在不同的语境下选用与之匹配的恰当的语体,是语言能力强的表现。”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才是胜利的一方。

语言发展自身有一个封闭的系统。因此网络语言作为新词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丰富了词汇和语言的表达。知识的相互渗透及人们学习的广泛性也使得行业语言在交际中已经不像初始时那么“神秘”,人们说话也不太区分行业语言了,一个人若只懂得自身行业的语言,就把握不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现在的很多行业语言也已经生活化了,比如“照CT”。

网络语言已成为网民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可能禁止或限制它的出现,只有先净化自身的思想,才能吸收到健康的有用的语言,只有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正视它的存在,才能使汉语更加丰富多彩。

 

 

新鲜视角:从功能变体看网络“雷语”!

——采访蔡建华老师

采访  本报记者   整理  伦秀文

囧”、“槑”、“雷”等网络热词我们并不会陌生,面对网络上,报纸上以及生活中对于网络语言的种种评说,我们也早已耳熟能详。当这些“炙手可热”的新词以“雷倒”般的趋势席卷而来,我们感到新鲜的快感,同时也应该让理性的触觉延伸到生活的角落,给予跃动于屏幕的它们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记者:面对网络语言有一种热点争论,它对现代汉语究竟是挑战还是补充。有人更扬言“网络语言要‘革’现代汉语的命!”,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待?

蔡建华老师(以下简称“蔡”): 许多学者将网络语言看作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但是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功能变体,即把网络语言看作是与书面语和口头语并列的第三种语言表达形式。其实,无论是纳入社会语言学范畴还是看作一种语言功能的变体,现代中国人所使用的网络语言都应该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中国的网络语言是在汉语基础上的变体,英国人的网络语言是基于英语的变体。因此,网络语言只是语言表达形式多样化的一种表现。网络语言恐怕革不了现代汉语的命,最多是一种补充或革新。

记者:但网络交际中的确存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现象,比如在汉语词后面加上了英语时态形式,如“关注ing”、“期待ing”等。这些现象出现在中学生的作文中引起了不少老师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要求对网络语进行规范。老师,您怎么看待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

蔡:我把网络语言定义为一种功能变体,它就有自己的特点,就像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也一定有差别,但是我们也没说究竟是书面语规范还是口头语规范。它们只是运用的场合不同,所以各有特色。我们不能说口头语违反了书面语的规范,也不能说书面语违反口头语规范。所以从专业角度上说,网络语有网络语的特点,不能说它相对于口头语,书面语是规范还是不规范。

我们可以把口头语的表达形式转化为书面语,也可以把书面语的表达形式转化为口头语。我们平时所说的“学生腔很重”,无非是书面语的形式转化为口头语。而说老舍先生的作品口语化特点很突出,无非是把口头语转化到书面语中去。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语言是以书面语言为主,其中参杂一部分口头语和一些符号、图案。它在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的一些特色,这些特色只要符合语言约定俗成的特点,那他就是规范的。

当年,使用书面语的人不多,所以人们总嫌使用书面语的人知识分子气太重,说话学生腔,不能口语化,这说明,书面语特色要转化到口头语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今天网络语要转化到书面语和口头语同样会遇到问题。网络语的使用局限性比书面语更大。网络语的掌握则不仅需要一定的受教育程度,网络普及的程度以及经济上的因素也束缚着它的传播范围。所以这些网络语言所用的词语、符号的意义的一致性,可能较书面语和口头语统一性更差一些。一些人不上网,不常上网,不会上网,这些都会约束他们对网络语的掌握。这些人对网络语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而言,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没有必要去硬性规定它。但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地会出现有一种不规则的现象,为了使语言在更大范围更好流通,我们又需要对它进行规范。现代社会语言规范化是一种趋势。在这一层面上即使承认网络语言是语言一种变体,也会有规范化的必要。

记者:另外,我们不难发现网络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污言秽语。这让我们在享受使用的快感时也看到了它的负面影响。老师,您怎么看待网络语言的利弊问题呢?

蔡: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存在利弊问题。比如说锤子这种工具,我们怎么定义它的利弊呢?难道说砍伤人是它的一种弊端而砍木材是它的好处吗?所以这里利弊问题的讨论关键在于工具的使用者。其实污言秽语首先存在于口头语当中,我们只能要求大家注意说话要文明而不会要求大家别使用口头语。如果我们把网络语言定义为一种语言的功能变体的话,它就不存在利弊问题。其实网络语跟口头语一样,也会有不良用语的出现。但是关键就在于口头语的传播至少要有人面对面交流这种条件的限制,所以相对来说就比较公开。而网络语的使用环境比较特殊,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这实际上影响到不良用语存在的可能性。正因为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相对地对于个人运用语言时的自律性所提出的要求也会更高。

记者:网络语言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一代。然而,这同时也拉大了“网络一族”与非“网络一族“之间的距离,它更多地反映在家长与孩子的“代沟”上。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蔡:时代的变化速度越快,信息更新的速度也越快。代沟的存在难以避免,但相比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城乡差距,这不会成为太大问题。我认为家长在孩子小时候应该尽量了解他所接触的事物,这可大大缩小代沟问题的影响。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特点,代际之间关注社会问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长辈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关心的是怎么活得更好的问题。过去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们关心的眼前的、周围的东西,现在交通发达,信息灵通,人们关心全世界的变化,这些都会对于语言产生影响。举个形象的例子,现代人用笔甚至电脑记录文字,所以书面语和网络语得以流行。而以前连笔都没有,怎么会有书面语和网络语呢?有了网络,天南地北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聊天,这就有可能把天南地北的语言形式混在一起。所以时代不同,人们的表达工具或者物质条件不同,语言表达形式肯定也有所变化。现在,中央和各级领导都带头上网,作为非“网络一族”的家长,为了自己,更为了孩子,应该主动缩短这个距离。

 

“网语”那些事儿

两会之音会网语

  ■政协委员、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校长郑福田:网络语言有两方面,一个是说这种与网络所伴生的语言现象,实际上是符合潮流的。语言是与时俱进的,不但其意义在不断发生变化,其语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另外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网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媒体,它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

  ■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甘肃省主委赵俊:网络语言可以讲新意,但是发明新词一定要慎重,起码要让人看得懂。 

  ■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对这些东西(网络语言)我的基本态度是任其自由发展,别去限制它。

  ■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一方面要坚守民族语言的规范使用,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抵制新用语的产生,网络语言某种程度上还能表达一种情绪、感情。所以我对这种现象并不是完全反对。但是有一条,涉及到教材、文件必须使用的一些规范用语,在这种流行语言还没有成为规范用语的时候,最好少用它,但是不要过多去限制这种表述。(摘自 2009年3月21日 新华网)

 

2.“蜜糖体”蹿红,网络语言=后现代文化?

  2009年,一种追求“语不腻人死不休”的“蜜糖体”在当下互联网上风靡。其中的“叠字”称呼、“是”说成“素”、“这样子”说成“酱紫”、“非常”说成“灰常”、“的”和“地”都用“滴”代替、绝不可少的“555”和O(∩_∩)O表情,以及句末“捏”或“鸟”的语气词都是“蜜糖体”的行文准则。

  这种以“甜腻嗲”为特色的新锐文体在“雷翻”不少网友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网络语言低龄化的忧虑。“百家争鸣”的网络流行“语体”,究竟是低级趣味的“恶搞”,还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现象?(摘自2009年4月1日新华网上海频道)

 

3.网络语言流行原因

    是什么使网络语言具有如此魅力?一般认为网络语言流行主要有四大原因。

  首先,节约时间和上网费用。在网络语言中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规律,但事实上无论是谐音语、同音字词、简缩略语、借用还是叠加,都比原来更加简单易用,也就更节省时间,更节省上网费用了。

  其次,蔑视传统,崇尚创新。年轻人特有的激情、时尚、追求特立独行了年轻人用以自我表达的方式,这使得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网友不仅主动地使用网络语言,而且积极创作网语,这也是网络语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真正的网络高手是不屑于徘徊于已有网语的。

  第三,张扬个性以引起别人重视。虽然我国网络已进入大众时代,但事实上大多数网友仍然是年轻人。网上真实的或自称的美女、帅哥数不胜数,你要脱颖而出,就必须与众不同。网络语言成了网友展示其个性的最好的工具,风趣幽默、新奇的网语自然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后,掩饰个人身份、年龄、性别和语言习惯。在网上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大侠”,而不愿“自甘堕落”为“菜鸟”。如果你想在网上“混”,你就不得不学习网络语言,并且还要学习在恰当的时间恰当使用。网上没有身份、年龄、性别门槛,只要你学或者只要你心年轻,你就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神侃”。(摘自 2008年12月11日 新华网上海频道)

 

4.网络热词“背后有故事”

  在年末盘点的最火爆网络热词中如“打酱油”、“很黄很暴力”、 “做人不要太CNN”、“做俯卧撑”、 “猪坚强”、“范跑跑”、“郭跳跳”等,都是出自社会热点事件,若不了解这些热词的出处,仅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它们的含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默凡在解释新旧网络流行语的变异时说:“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已不再是网虫们标新立异‘不足为外人道’的专用语言。这些热词并不仅仅‘热’在网络,它们在日常交际中也会出现。社会生活已经从现实世界开始向网络这一虚拟世界渗透,不能按照过去的习惯把一切流行语都归结为网络流行语,现在的网络热词确切地说也是一种社会热词。”           

  专家认为,当今包罗万象的网络世界给大众的语言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打酱油”、“做俯卧撑”等网络热词的特殊用法是网友从社会新闻报道中提炼而来,其成为热词的原因并不在于本身的语言变异,而是在于这些词的出处即社会热点事件被大众关注,从而导致了这些词汇的流行,因此这些网络热词可以看作是大众语言生活中出现的新典故。(摘自 2008年12月11日 新华网上海频道)

 

(原载于《文学报》38期三版)

 

住在一小块城市里

    派特

住在城市,每天在人群和高楼间穿梭,追着铁皮巴士“望尘莫及”。看着地铁飞快地过来,飞快地过去。变身成为沙甸鱼,和另外一群密密麻麻的沙甸鱼争夺着那狭窄的入口,进入了,也顿时因缺氧而昏厥。没有微笑,也没有接触。一窝蜂地相聚簇拥,瞬间便消散。手上捧着的书,仿佛是千里之遥的圣经,发不出耀眼的光芒。

  走在远离人群的小区巷陌之中是极为舒坦的事。绿树成荫,安静。从前琳琅满目的小零食、小玩意深藏其中。好久没有吃过那五毛钱一片装的牛肉脯了。偶然在一小卖铺里面看到,兴奋地对老板说:“麻烦老板,我要50包!”结果,老板说,只剩一包了。没办法,只有一包就买一包吧。原来,现在的确很少地方有这种牛肉脯了,因为什么都涨偏偏收入不涨,很多人觉得这赚不了什么钱,也就不卖了。

  很多温暖的印迹逐渐被人们淡忘。曾经的回忆退缩、消失在冰冷冷的灰色之中。在寻求文化氤氲的今天,这样充满城市迹象的平民生活点滴被人冷落了。手上的橡皮筋,只会被用来串出闪耀的项链首饰,再也不会被我们边唱边跳;小卡片也许已被英文字母填满,变成了沉甸甸单词本,而非被我们拍得“啪啪”响的快乐;手中的画笔在身处城市的孤独与焦虑中画出一幅幅充满强烈意味的画,却再也不会在地上画出最简单的格子,一步步跳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频率……

  原先种种亲近平民,充满市井味道的生活形态、情感和趣味,被置于城市规划之外,早已淡出我们的视线,只存在于黄黄旧旧的记忆之中。尽管这些东西在今天依然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尽管它们其实可以被兼顾、被优化,而不是在种种的利益诱惑中被简单切割。

  这种原本贴近人心灵的趣味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附上了“低级”的前缀,日益成为“落后”的生活符号,正被一些更“高尚”,更“精英”,更“文明”的生活形态侵蚀和取代,走向边缘化。当我们为机械化、科技化的生活形态所包围时,创造出的美好生活却充满着寒冷的诗意。此时,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不得不用清新的音调去化解。亲手毁掉了古老的建造,又始终无法在混乱的生活环境中给自己一个安心的定位。消解与重建,本来就是一对充满矛盾冲突的反义词。作为某种状态的我们,只有附着于一些事物的表层,无关痛痒的轻吟低唱,在凝固的静态的复制性影像中,感知寂寞与温暖的本质,在触手可及的现实与虚无梦幻的记忆之间交织缠绵,挣扎苦闷。

  住在城市,我们到底能给予什么?得到什么?

 

人如其文或人面兽心

    周慧娴

有时候,我觉得语言文字是一种很不靠谱的东西。企图通过一个人的文章去窥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便无异于仅从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相当不可靠。  

  所谓的识时务者偏爱写渲染歌舞升平、声色犬马的文章,有意粉饰太平。别有用心的政客或文人提起笔来不免又掉进了形式主义的窠臼俗套,连篇累牍的是空话大话,以及模棱两可的语调和虚无缥缈的构想,让人摸不着头脑。其中的远大愿景原只是乌托邦,仅有的几点意见也是毫无建设性可言。

  时下,某些官员作报告、写文章、出集子,甚至组织御用文人、写作班子,为自己树碑立传、巧取名利,类似事情已经日趋成为某些官场小人欺世盗名的拿手把戏。大贪官胡长青、成克杰等人都有专著问世,一个个娓娓道来、慷慨陈辞,聒不知耻地对党和人民表忠心,还真把老百姓涮得不轻。这真是应了黄宏在小品中的调侃:“领导出书,一塌湖涂。”依我看,学识与官德之间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号,高风亮节、感化民众是假,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是真。当华丽的篇章被人们洞察到作者的真面目时,得到的只能是无情的嘲笑和鄙夷。

  古有大奸臣严嵩为大忠之文,他在一首《生日》诗中竟有“晚节冰霜恒自保”的佳句,百姓根本看不出其贪赃枉法、作恶多端的蛛丝马迹。近有伪君子胡兰成,文风洒脱豪迈,其才情使他在张爱玲的心中增色不少。而事实上,他的为人远不及他的文笔那样高洁坦荡。

  因此,究竟是人如其文还是人面兽心,想要弄清楚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交往和深入的认识。有些丑恶的人写起文章来,卖弄些文采,洒几滴鳄鱼的眼泪,把自己升华了,仿佛自己格调高尚了,实际上是一种伪善。这不是人如其文,倒是人辱其文。

  如今,在互联网上,网民们打着匿名的旗号,谁都变得能说会道了。王小波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全都变成了“愤青”,管他三七二十一,灌了水再说,反正又没人知道自己是谁。像这样誓死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动不动就发表一些极有个性的观点,用爆破性的语句把人“雷”倒,已然成为一项全民的疯狂行动。“范跑跑”事件冒出来了,道德暴力主义者气势汹汹,有如河东狮吼,于是乎又有人戴上了“郭跳跳”那顶伪君子的高帽。

  然而,最可悲的是,网络上愤不顾身、胆敢揭露丑恶、为民请命者,一旦回归现实,多数又变回懦弱平庸的沉默者了。无奈文如其人与人如其文者少,文伪其人与人辱其文者却多。发表评论快、准、狠的网民,真实生活中往往戴着另一副面具。有些人或许是在现实生活中压抑太久,于是在网上无话不说、一吐为快。看他的帖子,或许能了解他的一些思想,但未必能接近他真实的为人。若是一般的口误笔误、搞怪夸张,尚可稍恕,倘若是口言善、身行恶,人前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背后男盗女娼、偷鸡摸狗,便大失了人之德行,为世人所不齿。

  我曾经认识一位网络写手,他的书在情意缠绵之余,还有不少大胆的情色描写。如果仅从文字去认识他,一定会以为作者是一个放荡的情场高手。其实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极传统极规矩、稳重自持甚至有些腼腆的男人。这又是一个人与文不相符的例子。

  据说刘半农曾写下“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动人诗篇,引起了女生的爱慕与寻访,结果追逐者大跌眼镜。原来想像中风流倜傥的才子竟是一糟老头,那诗遂变作“叫我如何再想他”,成为一时笑谈。这不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例子,但却能说明文字与真人、想象与现实的距离。  

 

一尾鱼的幻想

    江焕明

孤独在深海

  我是一尾深海里的鱼,假如你问我为何存在幽海里,或我是一尾叫什么名字的鱼,那么请向人类讨教吧,他们赋予了一切事物名称。我头脑简单,活跃在这个蔚蓝世界,最多的也只是快乐时使劲地摆动尾鳍而已。

  后来,我又不明不白地成为一尾深海孤独的鱼了,至于如何习得孤独,恐怕又要向人类探求了。

  孤独的鱼,也就有自己幻想的翅膀。

  大海的孤独是一种阔度与深度使然,而我的孤独却是一种小度与窄度使然。海,曾经飞过,可又怕地球无法呼吸,因为它是地球的心脏。至今,海不曾飞过,只是偶尔转身,浅唱低吟。

  海守着海。我活着,活在了活着的鱼的活着里,我离开的话,便活在了自己的回忆里。没有谁知道曾经有一尾多愁善感的鱼,认真地孤独过。

孤独在人世

  我是一只人世中的猪,假如你问我为何存在繁世里,或是我是怎么出现的,那么请去海洋索秘吧,它是孕育一切生命的奥秘。我生活单一,游离于这个蔚蓝世界,即使开心时,也只是轻扬嘴角。

  不是后来,我天生会孤独,至于这一点的遗传,或许在海里的某一处会道明一切。

  孤独的猪,从不缺乏荒诞的梦。

  这里也常有咸涩的海风和定期的潮汐来袭,浓浓的孤独,挥之不去。我从未见过海,却背负了它一生的孤独。穿梭于红绿灯口,行走于神秘林丛中,飞行在高速的地铁里,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带回我,将我囚禁。

  孤独是瘟疫吗,为何人人惧怕却人人孤独?孤独站成一条线,而我迷失在孤独的重量里,害怕有一天属于我的只是这份孤独,一毁俱毁。

  没有谁知道,曾经有一只孤独的猪千方百计地寻觅的,只是一个孤独的尺码。

游出幽海

  游曳于一方深水的鱼,已注定它会离开它的生地,因为生命在于流动。

  在某一天,兴致勃勃时,那尾鱼也似人类一样,打包离开,匆匆告别,驶向浅海,即使有过忧伤,也抵不过好奇。

  一尾被孤独俘虏的鱼就这样走了。它也发现它不是大海的心脏,由于背后的氧泡依然旺盛。既然一无所用,那么就出发吧。

  它发现离开如此简单,调整着鱼鳔的重量,一呼一吸,再配合娴熟的游姿,一下子就脱离了深海。现实或许就这样吧,离开的人之所以难以舍别也许正是由于自己不舍的心而不关乎外物。

驶离人世

  游离于一角盛大世界的猪,已搭上末到的地铁,离开人世,去往那方的孤岛。

  在某一天,恍恍惚惚间,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它,或是梦魇,却又在醒来之际依故回荡。

  一头被孤独衍生的被孤独俘虏的猪就这样走了。它知道它永远不可能是这座城市的主角,即使留着,也是徒劳无功。

  它知道地铁经过了水里,所以它幻想着它在这个经纬度里,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同一垂度里,会与谁相遇。

  最后,它发现自己很愚。于是便不想了,它发现离开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只消几块钱,流浪便如期进行了。

相遇浅水

  那尾鱼,在这个深夜里抵达孤岛,趁着一汪浅水,一轮明月,在洗涮自己的孤独。

  那只猪,在一无所获之后沿岸缓行,它怕见到月光,月光会刺痛它的孤独。

  当黎明将来,它们相遇浅水,只是双目相对,闭口缄默而已,却在发光的眼睛里读懂它们的对话。

  孤独相融了,被放大,无限扩张。一滴眼泪跌入镜面,水波荡漾开去,在碰壁之后又回聚。一刻的模糊,太阳也发出第一束光,照亮了一切。

  等一切再平静时,那只猪已不见了,剩下那尾鱼仰望东方的太阳。鱼儿明白了,大海并不孤独,它有它的母亲,每当白天时,阳光撒网,海面波光粼粼。

尾 声

  从此,那尾鱼摇曳于浅海。它永远记得它们简单的对话:

  猪说:我是你幻想的鱼,鱼肉世界的事我干不了,而做白日梦的永远是我。

  鱼说: 你是我幻想的猪,随波逐流是不行的,那么便消融在日光中,带着我的孤独离去吧?

  谁也不知道那尾鱼是否掉过泪,也不知道那份孤独飘流何处。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拾荒者会发现什么。

 

晒流年

    陈晓萍

 

上海人有个习惯,叫晒霉。

  特别是住在弄堂里的人们,晒起霉来,最有别致的味道。

  印象中上海那些传统纯正的弄堂,无一不是逼仄的、潮湿的、曲折的、幽深的、阴暗的、陈旧的……屋顶有所谓的从未见过的老虎天窗,从巷子间的狭缝往上望,不时可以看见一群鸽子扑拉着翅膀飞过,而早晨微湿的空气里,鸽子们的咕咕声,也就成为这空气的成分之一。按理说也有向阳的弄堂的,可无论方向如何摆置,这些弄堂的结构,生存的方式和日久天长累积在自己身上的气质,始终是带着氤氲暧昧的潮气的。

  每年的梅子黄时雨一来,总是阴阴暗暗连连绵绵,偌大的天空忽然窄了,挤满了细细凉凉的数也数不完的小雨丝。这小丝线可是执拗的,一天又一天,像是没有一个尽头,每天的空气都是湿湿润润,弄堂里本来就不宽的路面已经愈见滑了,早晨上班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不小心轮子一歪,就骂出来了。而这时家里,更是潮湿阴晦,细微的小水珠自从墙壁上渗出来,就再也没有消退过,反而连地面也湿了。而空气就更不用说了,一股霉味时时充斥其中,把人的心情蓦地就给充斥得狭促极了。

  等到梅雨季终于过去了,阳光就有了。墙壁上一层层的水蒸气,终于渐渐没了,房里的空气,也渐渐清朗了。阳光钻到了各个角落里,这时候的弄堂,把幽怨的一副神情抛开,变得爽爽朗朗,也有朝气了。这时家里的大箱小箱,是肯定要一一搬出来整理的,箱里的衣物杂物,也是要拿出来晒一晒的,不然来年再翻出,就要望霉兴叹了。

  这就是晒霉了。

  晒的东西可多了,一家老小的衣服鞋袜,一大家子的被褥、棉胎,家里收藏的各式布料,甚至厨房里的瓶瓶罐罐,也要拿出来晒晒的。

  早个一二十年,晒霉的女人们的衣箱里的嫁妆中,还是有一件件旗袍的。绸的、缎的、杭州丝的、桃红的、苹果绿的、滚边的、打褶子的、长至脚踝的、短及膝的、衩开得高些的、衩开的保守的,一件又一件,就是它们,把各个女人巧妙地展现在各种场合中,端庄的、活泼的、正式的、家常的,无一不是精致的。

  由着这一件件兀自的华丽,嬗变的岁月里,一层层粗糙的纹理,已经隐隐可见,年纪大一点的人,再发一阵呆,就要心酸的了。像王安忆在《长恨歌》里面说的,这些衣服多像时间蜕下来的壳啊!

  每年晒霉时翻出来的东西,按理是愈来愈多的,但也有一些东西,是整理了以后觉得再也用不着,如自己年轻时去舞会穿的礼服,如已经长大离家的孩子们婴孩时期的尿布,就要扔掉了。扔掉,倒也不是坚决冷酷的,或许会带着些许唏嘘和无奈,把那么些一箱箱一件件的过往抛在身后了。

  所以晒霉,终究是与时间有关的,与岁月有关的,与怅怅的流年有关的,一场悼念,或者一场告别。

  这晒流年的仪式,还是要年年上演,这浮光掠影的流年带来的惆怅,也还是要年年积累,又年年更新的。

  可几百几十年来,这弄堂里各式各样的人生,终究是在这晒流年的过程中,一一得到完满了。

  弄堂里的流年殇,到底是个怅惘又华丽的归宿。

 

(原载于《文学报》38期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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