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6日至17日，由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文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师范学院田家炳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韩国、新加坡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余光中（台湾中山大学）先生作了《成语和格言》的主题演讲。

        会议研讨古代散文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古代散文的特征和发展。针对前人有关散文特征的论述，谭家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散文根本特性在于“散”即自由活泼、没有严格的文体规则。其次，立足实用在实用上求审美，以审美求实用。其三，在语言运用上求简，力图用最少的文字达致最大的艺术密度。其四，以法古为高，在继承的基础上力图创新。在此基础上，他对古代散文的分类作了归纳。邓绍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必须重视和继承中国散文“有容乃大”的特点，有利于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吴小林（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则认为古代散文的特征表现为明道、抒情、注重文气、崇尚风神、讲究谋篇布局和辞藻。阮忠（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认为，古代散文在发展中的多向流程是战国那个特殊的时代奠定的，在南北朝时散文的文体与风格基本定型，即散行单句式的散体文和骈偶化的骈文。这在中唐韩愈倡古文之际得到认定，从此开始了古代散文的嬗变时期，具体表现为韩愈所倡的古文，三袁所倡的性灵之文和桐城派的古文。从韩文到桐城派古文，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回归，韩文的散行单句、文道合一，创作上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经历了公安三袁的自我中心、性情主导之后，桐城派的古文讲究义法、辞章并不排斥性情，是韩文和三袁之文的新整合。

关于先秦两汉散文，与会代表主要讨论了墨子、庄子散文、经学和两汉散文等。易闻晓（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认为，中国古代议论文的论辩原于“类”的基本观念，其思维模式是类推。墨子散文就是代表。墨家总结了系统的论辩方法，诸如辞以理长，以类取，以类予以及“三表法”等等。孙以昭（安徽大学中文系）认为庄子散文有极大的包容性、融合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平和清淡，在微妙飘逸中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尚学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经学的价值观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经典的崇尚，视经典为一切言行的依据。二是对道义的追求，以弘道为己任，以道义评判现实，显示出独特的人格特征。前者导致了两汉作家在创作中以经典为范式，依经立义，而不是追逐世俗、顺从当权者的意志。后者则影响到作家关注现实，锐意进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愤世情怀。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史记》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这包括了维护统一，忧国、爱国：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坚忍不拔，战胜挫折：勇于创新，敢于革命：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司马迁本人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和对人生、社会的深刻体验等多方面的原因。关于唐宋散文，与会代表讨论了唐代的古文和宋代的苏轼之文。孙昌武（南开大学中文系）认为:唐代古文是在儒学受到冲击，佛教日兴且王纲解纽，分裂割据的背景下产生的新的思想运动的表现形式。与儒学复古相关联的古文运动，其古文往往是体现了新的儒学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佛教内容的。即使是韩愈，他的儒道观不同于汉魏的儒道传统，吸收了佛教的禅宗思想充实自己的理论而具有新的思想境界。古文的产生是适应了对儒、释、道进行理性批判、树立新的文化传统的普遍要求。熊礼汇（武汉大学文学院）认为:韩愈倡导的古文，是实施文化整合的利器和结晶。在文体论上，韩愈古文的文体标准是既兼道、辞，又顾及功用特点：在人格精神上，韩愈以圣人为最高标准，强调古文家的道德修养、人格精神对古文的重要作用：在古文创作的特色上，韩愈以文明道，在创作上则惟正惟醇是求，他行文的猖狂恣睢、雄奇万变，正是他为人自强、自信、正直、果断、敢为的个性在起作用。刘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苏轼的思想模式和哲学特色是以儒学为主，积极入世，圆融释道，旷达淡泊，毁誉不移。其为文的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揭示了创作的艺术规律。在散文的理论上，苏轼提倡有个性、有独创性且多样化等，指导了当时的新古文运动。关于清代散文，与会代表讨论了方苞和魏源散文。许福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认为方苞的散文理念是:文学可以抒情言志，更是作者实践社会责任的利器：立言与立德、立功合一，文统与道统合一：作者应坚持自身的人品与文品，兼备道德修持及事功能力。对魏源的散文，吴小林认为:魏源在散文创作上主张经世致用，文质相称，变革创新。他提倡的宗经贯道，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新的意义，贵实尚华是要华实相胜，同时重变，要变法变古，逆潮流而动。他的散文简古遒劲，奇警有力。在桐城派古文盛行时，魏源不复依傍，尚用、尚变的散文特色对晚清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现当代中文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之关系，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正反两面作出整体性评价或建议。袁勇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当今世界无论大陆（尤其在新时期之前）、台港澳还是海外的汉语散文作品，都深受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的汉语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演变史和发展史”。王聚敏（《散文百家》杂志社）认为散文既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呼吁建构21世纪新的“散文文化”。他断定中文散文是一种孕育产生于农业经济社会和专制政体，成熟于封建官僚士大夫之手的文体，这就决定了古代散文或“散文文化”的某种“反现代性”和“封闭自足”等文化特性。所谓建构是要进行实质性的精神结构的换血，在意蕴情调的开阔性、立意风格的现实性、价值取向的多元性、情感质量的体验性、话语姿态的交流性和语言修辞的及物性等方面，创造“散文文化”的“先进性”。

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散文流派如西部散文和京派散文进行了探讨。范培松（苏州大学文学院）以理论家的勇气指出“西部散文”是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这个流派由贾平凹、张承志、周涛、马丽华、刘亮程、刘成章、杨闻宇等人组成。其散文精神的特质有三条:一是彰显自我生命精神的优越感：二是自觉捍卫边缘文化的圣洁：三是显映西部人的独特生活姿态、价值观和审美观。蔡丽（苏州大学文学院）从散文地域性比较的角度对范培松的“西部散文”说进行了呼应。她认为90年代以来，西部和江南成为“双峰”的姿态已经相当明显，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莽烈粗豪”，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才情蕴藉”。曾令存（嘉应学院）认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可以说是少数具有‘纪末情绪’的作家之一”。这集中体现在既具有现代精神文化品格，又具有现代主义艺术“颓唐美感”的“颓废”二字上。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首次将北京文化与20世纪中国散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说20世纪中国散文家对北京的崇尚和依恋表现为五种方式：而北京的地理气候之美、悠久的历史文化、博大深厚的胸襟、自由快乐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以及梦幻色彩等等，孕育了从容的叙述、美妙的意境、诗化的语言和真挚感情的散文文体。

三是对散文理论批评中的民族精神有清醒的认识。蔡江珍（闽江学院、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专论新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范式，认为散文旧范式的根本弊病在于“非人的”文学观念，即无视人的主体价值的“文以载道”观：而“人的文学”的提出，“使散文文学的自律性被充分认知，使散文的个性理论得以成立”。她特别钟情于“执卷旁观的超越和自在旷达的闲适”这两种品质，可以维护散文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黄科安（泉州师范学院）就朱自清、鲁迅等人“对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价值评价偏低”提出了批评，并独具慧眼地挖掘出徐志摩是第一位真正“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的理论家与作家：充分肯定何其芳关于“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的主张以及独具艺术价值的《画梦录》。曾绍义（四川大学文学院）的《中华学者散文研究论要》，一是指出了余光中第一次提出“学者散文”的概念和概括了学者散文的本质特征两大贡献：二是肯定了喻大翔以专著形式在学者散文研究上的实绩，且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三是呼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余秋雨等人的学者散文，以防意气用事。毕光明（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文体学、审美论、文学观、政治学、悯农文化和心理学等多个视角对杨朔散文的“悯农意识”及其所谓的“诗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性批判。四是对台港及海外中文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独特关系的关注。李元洛（湖南省作家协会）认为余光中散文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体现在乡关之恋、故国之思、文化之根和文字之结四个方面。他强调文字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余光中对中文的珍爱和在文学语言包括散文创作上的造诣与成就，是他弘扬民族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黄维梁（台湾佛光大学）说，余光中是一位民族情感浓烈的作家，他写诗，成为“乡愁诗人”，也可以说是“民族诗人”：而写散文必属佳作，属“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流作品”。余氏近期散文《山东甘旅》，其“民族精神书写，攀上了新的高度”。陈婕是目前第一个专论余光中写绘画或画家散文的人，她认为余光中散文写太阳意象比月亮意象多，是一个真正的阳刚派散文家。黄国彬（香港岭南大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观察力———谈余光中散文的过人之处。他说余氏观察力特强，心照毫纤，能注意大多数人不注意或没有注意到的事物及其关系：结果心中常会灵光一闪，宣之于口或发而为文，就成为奇趣，成为幽默，叫听者或读者感到惊喜。吕若涵（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从多个层面论述了余光中散文对中国散文现代性的历史贡献。一是较早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五四散文，实施去五四经典的计划；二是创造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人的生存经验与感受的富有“雄奇之风”的散文；三是在散文的主题、题材、结构、节奏、文法和语言等方面有自己相对系统的理论主张。局限则是对经典的批判时有偏颇等。王晖（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认为余光中是创作与理论都通的通才，是真正的散文大家。余氏在散文理论批评上有独特建树，其散文理念的关键词是“知性与感性”，余光中从事散文研究占据着两大制高点：一是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与文学修养：二是他手握诗、散文、评论、翻译、编辑五彩笔的卓越才能，如此，他在一系列散文理论问题上才有洞见。喻大翔（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文系）就余光中的散文成就，第一次提出了“韩潮苏海余峰”一说。所谓“峰”，既是与海和潮相关的波峰或浪峰，也是如波如浪之群山中的山峰。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对余氏散文挺拔的气象、澎湃的气势、阔大的境界，一种阳刚风格的形容或概括。尤其是他前中期那种无所顾忌的实验性散文，充满了豪放之美，是一个世纪以来中文散文的经典文本。其二是说他对古典散文尤其是韩潮苏海的继承，在某一个时段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元明清直至现代以来，浪漫而抒情的较多，恣肆雄豪、飞扬跋扈而成气候的少。此说在会议上即引起异议和争论。（喻大翔、阮忠整理）

【2003年研讨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