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海内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进一步繁荣，由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福建省文学学会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27日—29日在福建武夷山召开。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港台学者共131人与会。会议由福建省文学学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庆元教授主持，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到会祝贺并致开幕词，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谭家健研究员做了开幕讲话，《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许东海教授也发表了热情的致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郑家建教授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00余篇，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要议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就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热点问题展开了交流和探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洪本健教授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兹将会议学术研讨情况综述如下。

一、古代散文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古代散文理论研究

有学者回顾和反思古代散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希图有所突破。阮忠（海南师范大学）反思了“散文”界定、散文史分期等问题，呼吁学人寻求合适的方法开创散文史研究的新面貌。欧明俊（福建师范大学）对古代散文界说进行总检讨，认为古代散文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散文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李正西（合肥师范学院）主张以“精神”作为根本，推进散文理论建设。梁临川（上海大学）呼吁学界重视阐发并接续散文的精神传统，现今散文的历史承载应无愧于它的承载历史。古代散文理论研究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张文利（西北大学）以《原道》为中心，考察了宋代理学视域中的韩愈道统。吴怀东（安徽大学）认为元稹、白居易参与了对齐梁以来文章旧弊的改革，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策应者，以其特殊的身份扩大了古文的影响力。曹虹（南京大学）详尽分析了从阮元到刘师培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强调是学术与文学的共生，是以独特方法为骈文争正统。熊礼汇（武汉大学）认为《古文辞通义·总术篇》介绍了前人治古文之学的方法和相关见解，可提炼、整合，使其上升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批评术语。吕双伟、刘尊举、叶枫宇、陈斌、张维、何诗海、欧阳明亮、慈波等，对具体散文理论问题也有各自见解。

二、古代散文史研究

散文史研究一直是传统和强项，与会者论文论及各个方面，新见迭出。谭家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肯定近十年来先秦散文综合研究专著的共同特点是试图突破作家作品论的框架，采用新的角度、思维、方法，对先秦散文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王启才（阜阳师范学院）论述了汉代奏议高超的进谏艺术。田蔚（暨南大学）认为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通过双时间线索的交叉存在并互为背景达到对匈奴族群历史的书写。王利锁（河南大学）认为《列女传》对女性类型的认知表现出鲜明的行为品性等级意识、两元对立观念和属类多元化倾向的特征。邬国平（复旦大学）认为江淹写《恨赋》、《别赋》不仅为了自诉忧伤，更是为了释情自娱。两篇赋通过联缀和铺叙带有情感一致性的、同类别的人物事例以表现主旨，写法新颖。张连科（天津师范大学）以“骨鲠与风骨”概括建安散文风格，强调文人骨鲠对文章风骨的巨大影响。马茂军（华南师范大学）系统梳理唐宋文之争，认为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宋文是现代散文的源头之一。唐晓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认为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不具有普遍性，佛老蕃滋起到了维护皇权的作用，两者并非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中唐古文运动与“攘夷”无涉。李强（上海商学院）考察了《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背景。刘德清（井冈山大学）认为欧阳修散文平易婉曲之美的形成与作者的“人情说”密不可分。胡旭（厦门大学）对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的通行评价提出质疑。关四平（哈尔滨师范大学）从三个层面管窥苏轼史论散文的丰富文化内涵与超时空的文化价值。衣若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行云流水”概括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的散文与书法艺术，肯定其“文理自然”、“辞达”的写作理念。许东海（台湾政治大学）以“正名”、“谏诤”、“德音”概括苏轼《石钟山记》之山岳巡礼与困境隐喻，认为此文洞烛并弥缝苏轼在其它黄州名篇中闪躲掩抑的困境魅影及其精神焦虑。刘培（山东大学）论述了两宋之际辞赋的传承与递变，认为靖康之难的时局促使北宋后期辞赋中弥漫的衰飒之气向深沉、悲怆的方向发展，创作水平呈下滑态势。朱迎平（上海财经大学）认为陆游表笺文的总体风格“简洁精致”，程式化倾向明显。杜海军（广西师范大学）指出《观澜文集》对明代以后提倡唐宋文学的走向及唐宋派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谢飘云（华南师范大学）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生态变迁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近代散文的发展趋势，西方文化、城市文化和平面媒体文化促使中国近代散文产生了新变。谌东飚（长沙理工大学）认为清末政坛重要人物瞿鸿禨散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姚曼波、刘文斌、龙建春、周威兵、张克锋、张家壮、刘心、李弢、李建军、袁晓薇、王永、邹自振、何方形、王明建等，论文都各有新意。

三、古代散文文体研究

散文文体研究从散文史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此次会议的亮点，标志着散文史研究的细化和深化。郭丹（福建师范大学）认为认真分析先秦散文的各类文体的萌芽与孕育，对于认识散文文体的源流发展很有帮助。郗文倩（福建师范大学）认为汉代婚礼之物与谒文和赞文等礼仪文体共同构成了汉代思想价值观念、伦理行为规范以及道德习俗等的“微观世界”。钟涛（中国传媒大学）认为汉魏六朝墓碑文及其他杂碑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碑文题材内容和应用功能的多元化。赵厚均（华东师范大学）认为经过扬雄、张衡等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琳（山东师范大学）探讨了六朝地记兴盛的原因，认为六朝地记具有地理与文学渗透融合的性质。陶原珂（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分析出《桃花源记》文学思维的8个意境构成之维，据以揭示出《桃花源记》对后世“记”体文发展的开创性影响。马自力（首都师范大学）认为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赵维江、徐海容（暨南大学）认为至宋代，制文创作逐渐繁荣，成为兼应用性和文学性于一身的特殊文体。李瑞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指出欧阳修记类文的立意往往根源于易理，可谓创举。凌郁之（苏州科技大学）探讨了宋代散文与小说的密切关系。施懿超（浙江理工大学）肯定杨亿四六文承上启下的地位。蒋振华（湖南师范大学）以道教人事为中心，考察了金元碑志体散文的文化价值。张德建（北京语言大学）论述了明代学记文的集体形态及其超稳定性特征，认为它更多地表现为理学官方化后的集体意识形态。毛文芳（台湾中正大学）以明清孝行事迹、文化生产与表征伦理亲谊之图文系谱作为依傍，探索《灌园图记》于盛世氛围中的典范意义。梅军、侯文华、柯镇昌、孟庆阳、刘曙初、张明华、马琳萍、张宏、张则桐、何婵娟、何宏玲、杜新艳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古代散文各文体的特色。

四、古代散文传播与接受研究及其他

高树海（河北教育出版社）将两汉之世的庄学接受概括为“挫败型”、“放浪型”、“乐道型”等。陈元锋（山东师范大学）论述了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的接受及其独特意义。王标（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探讨赖山阳的话语世界与荻生徂徕的“华音”、本居宣长的“国学”等江户时代中后期有关汉文的其他话语的关系，并揭示赖山阳的知识世界。曾维龙（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介绍了近十年古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研究概况。有学者对散文文献做了整理与研究，刘淑丽（中华书局）考证解读王羲之杂帖，再现了东晋世族高门的生活画面。江枰（江西财经大学）认为《重编东坡外集》中《上好礼则民易使》和《〈周礼〉法〈周官〉论》两文为苏轼的佚文。方盛良（福建师范大学）对散落各处的金农书札十一通初加点校考释，以资对金农全面深入之研究。闽台区域散文研究亦引起学者的兴趣，潘殊闲（西华大学）探讨了叶梦得绍兴十二年至十四年在福州的文化活动。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徐火勃的《荔奴述》与林古度的《荔奴传》两篇散文小品取材新颖，化俗为雅；他们巧妙地利用作为龙眼别称的“荔奴”做文章，取材相同，而所用文体各异，各臻其妙。于莉莉（福建师范大学）对徐熥的《绿玉斋记》与绿玉斋做了考释。叶钧培（台湾金门）对金门碑刻中古代散文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还有学者论及与散文有关的文化。许总（华侨大学）认为现代人将“中庸”释为折中调和，是根本性的误读。“中庸之道”既包含着形上学意义的本体的存在，也表现为形下学意义的作用的实行。洪本健（华东师范大学）探讨了欧阳修史学的宋代评价，指出宋人在肯定《新唐书》的同时，言其不出一手，未得为全善；号为“简古”，难免 “太略”。小组讨论以话题为中心，自由发言，各抒己见，气氛 热烈活泼。讨论内容既有心得体会，也有研究中的困惑。“热点”主要有二 ：一是关于古代散文的内涵、范围、审美特征和功能问题，二是唐宋文异同问题。胡明、洪本健、陈庆元、熊礼汇、阮忠、唐晓敏、曹虹、王达敏、王秀臣、李正西、彭国忠、马茂军、欧明俊、张文利、郗文倩、吕双伟等，皆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多有深度。

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是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次盛会，反映出学界古代散文研究的水平达到又一新的高度。会议期间，谭家健会长还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会，推选增补了副会长一名：福建师范大学陈庆元教授 ；常务理事六名 ：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马自力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张德建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王琳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蒋振华教授。（欧明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