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15日至17日在聊城师范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主办。与会学者六十余人聚集一堂，针对中国古代散文领域的有关问题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并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一

韩兆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指出，传记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史记》是其代表性作品。解放前，对它的研究比较少，即使有限的几本研究著作也主要着眼于其历史价值。《史记》研究的真正繁荣是近二十年的事。在陕西，《史记》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把学术研究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这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应予借鉴的一条经验。另外，他还指出，《史记》充满了悲剧性，但是从理论层次对它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因此，呼吁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对其予以足够的重视。

洪本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论述了庆历新政对北宋散文发展的影响。范仲淹是庆历新政人士的政治领袖，欧阳修是他们的文学旗手。新政骨干多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有十分可观的创作业绩。晏殊识才爱才，他发现范、欧等人才，并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庆历时，他高度肯定韩、柳文，可见散文变革对他的影响。新政人士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学观，在庆历时推动了散文的发展。庆历的科举与教育的改革，为嘉间人才与文才的辈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熊礼汇教授（武汉大学）探讨了南宋学派之争与散文流派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散文史上，众多散文流派在同一时段出现，且都受到相应学派的深刻影响，要数南宋中期最为典型。这一时期的闽学学派、象山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婺学学派存在着论争，带动了散文流派的形成。同时，闽学散文流派、婺学散文流派、永康散文流派、永嘉散文流派都植根于相对应的学派，故其散文主张也与学术观点一样，彼此有分有合。植根于学派之争，是南宋散文流派最重要的生存形式，其演进过程有四大特点：一是各散文流派的基本散文理论都由相应的哲学观点作思想基础，散文艺术精神鲜明；二是学派存在同时性和彼此不间断的争论，使得散文流派既具有个性，又显出相互吸纳的趋向；三是论文讲统绪，学古有依归；四是对散文艺术研究深入、细致。

王世舜教授（聊城师范学院）就庄子的《齐物论》的正确理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齐物论》的内容分齐物、齐论两个方面。《齐物论》主要通过首尾两则寓言表达齐物思想。在第一则寓言中以人籁比喻人为之物，以地籁比喻有形之物，以天籁比喻无形之物。人为之物与有形之物虽千差万别而其本原却是无形之物。无形之物就是“气”。最后一则寓言提出了“物化”的观念，意在说明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转化。“物化”实即“气化”。只有从本原的角度去理解齐物，才能正确地把握庄子的哲学思想。从齐物思想出发解释社会，庄子又提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想。庄子哲学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内容，应该正确对待并加以深入探讨；任何轻率的否定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李家骧教授（台州师范专科学校）对归有光散文理论作了探讨。关于文章起源、特性和功用，认为归有光已经看到文章是以自我感受为中心，以主观观察、主观领悟、直接表现、直接抒发为途径，通过主观感悟表现客观的整体宇宙的变化节奏和一般规律这样一种主客体的和谐统一。文章以语言文字作为表现手段而有巨大的表现力。关于文章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强调文章的生命力能与历史社会共生长相始终，文章以及从事这项事业的文学家们的地位和价值是取决于其自身对社会对历史所作贡献的大小和自身的创造性如何。在散文的如何继承和发展问题上，归氏认为学习古圣贤之书在于求“神”不求“形”，反对模拟抄袭。散文应该得其风神脉理而有自己的创造。此外，归有光还提出了自己的作者修养论。

李庆立教授（聊城师范学院）以谢榛研究为例，指出当今学术研究存在的弊端，宏观研究泛滥，微观研究不足，学风浮躁。认为宏观研究固然应予重视，但是微观研究更应该加强。每位学者都应有自己的一块固有的学术阵地，讲究学术道德，起码应保住不偷不摸的底线。重新解读“文人相轻”，认为它也有刺激文学发展的积极的一面；提倡学术协作精神；学者应尽量做到打通古今。

李玉梅（香港教育学院）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分析徐渭作品。从书简中之琐屑题材、代作之文化商品化、主情反智至与中兴断裂之边缘转型三种视角来分析徐渭散文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认为徐渭是从哲理化儒学的边缘决裂转型为晚明新潮之先导代表。其戏谑寄意之作，具有文化作为商品进入生活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其摹情论的本色说是晚明戏曲本色论争界的前导，其《选古今南北剧序》所主“人生堕地，便为情使”与《论中一》所称“之中者也，人之情也”，既可理解为情中含理，亦可理解为其主情即理实属反智之甚的情理一元论；而反智正具后现代主义色彩。

尹砥廷教授（吉首大学）认为，先秦散文中的寓言虽对母体散文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但它故事完整，情节生动，形象鲜明，是完全可以单独存在的，是那个时代唯一能称得上纯文学的作品。这样在依附与独立之间，就产生了转义、歧义与多义，从而带来了寓言作品的朦胧感。而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所带来的思想先于形象和形象大于思想，人物性格的类型化，形似与神似和形神契合、虚实同体的乖谬，又给先秦寓言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特殊的审美中介和审美中介的差异，人们反复咀嚼时出新意的审美情趣，则使先秦寓言的朦胧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牛鸿恩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对鲁仲连《遗聊城燕将书》的时间真伪问题作了考证，认为燕将攻聊城在公元前二五三或公元前二五二年，田单为齐攻聊在公元前二五○或公元前二四九上半年，鲁仲连遗燕将书在公元前二四九下半年或公元前二四八上半年。说《遗燕将书》是“拟托”、“依托”还缺乏有说服力的理由。

熊宪光教授（西南师范大学）认为苏洵杂糅纵横之学，取法纵横之术，因而文章具有鲜明的纵横之风。这正是他文章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

张连科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主要对《三国志》的创作思想进行探讨，认为陈寿“当是而非”，与司马迁的直书精神相比较，缺乏勇气和胆量。然而其主导思想是“尚德”，既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也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和警示作用。

李正西教授（安徽教育学院）主要对中国散文艺术的思维方式，对经世致用思维、意向思维、顺应自然思维的特征及其作用进行论述和概括。姚曼波教授（江苏教育学院）从《左传》与《国语》对同一史料不同“笔削”的比较中，发现前者从观点到语言风格皆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从而推论，《左传》的主体部分（记事）出自孔子“笔削”，也就是说，孔子“笔削春秋”的“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更具体地说，从《左传》、《国语》的比较中，可大致归纳出孔子“笔削”《春秋》的基本特点。以此试图把“春秋学”和“春秋义法”的研究引出两千年的误区。

洪涛（香港城市大学）从内涵和语言风格两方面剖析了《孟子》英译的若干问题。认为在内涵方面，要翻译《孟子》，首先必须先了解《孟子》的字义，也就是对《孟子》的诠释问题要有所掌握。此外，《孟子》之中也包含了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事物，这些事物，令译者束手无策，为传达原意，译者只能用注释加以补充说明，甚至只能用拼音文字，在语言风格方面，形式上的仿拟是有可能做到的，但为了迁就英语的习惯，译者也往往不一定照用原本的句式。

陈义成（辽宁教育学院）从语言艺术、人物刻画两个角度探讨了《论语》在散文发展史上新贡献。认为《论语》作为我国出现的第一部具有独物语言风格的私家著述，其语言具有通俗化、口语化，精炼含蓄、意蕴深远，富有文学情趣的特点。《论语》虽然重在记言，而略于记事，只记片段不求系统，但通过记言、记事及片鳞只羽的刻画描写，却显示了一些人物特别是孔子的鲜明个性，虽不够完整，但相当具体。另外，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写他的思想学说，也涉及其政治品格、精神风貌、性格特征，这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对人物言行举止特别是精神世界的虽简略却精到的刻画，也是前此的文学史料所没有的。《论语》不是人物传记，但从广义上讲，传记文应从《论语》讲起。

二

    学会负责人牛鸿恩教授就近两年来的学会工作情况作了简要介绍：1999年8月，安微大学孙以昭教授在合肥主持了第三届年会，并于年末编印了第四期学会简报。此外，还对学会申请工作、会员情况、会费收支等作了说明。牛鸿恩教授着重对如何改进学会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学会领导及会员应年轻化；第二，结合重要作家，结合乡土文化，与地方政府积极联系，把学会的研究活动搞活；第三，继续发展会员，扩大学会队伍，同时，吸收有影响的、有作为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充实学会的领导层。就学会发展的问题，韩兆琦教授以《史记》的研究发展状况为例，认为学会的研究活动应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推进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曹萌教（郑州大学）提出，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应与时代特征相结合，顺应社会的发展。有的学者还提出，散文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应与中学教学相结合，吸收中学优秀教师入会。关于吸收会员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应不拘一格，凡是在古代散文研究领域有一定成绩的各界人士，都可考虑吸收进来。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学会发展的关键不在于会员的多少，而在于自己的学术品位和魅力，学会应该努力做出实绩。此外，为提高本学会的影响力，有的学者提出应加强与海外学者的联系，既能请进来，又能走出去，切实扩大海内外双方的学术交流，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术组织。最后，中国古代散文第五届国际研讨会拟定由台州师范专科学校承办。  （聊城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刘化兵、纪锐利、赵友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