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超贤、邱馨慧

撰稿|李超贤

   何楚熊：广东番禺人。曾任广西艺术学院助教、讲师，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发表过多篇有关美学的论文和文学评论，出版了《美》、《艺术法则探微》、《中国画论研究》、《陈残云评传》等著述。

 1950年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历任解放军珠江军区卫训班学员、珠江军分区医院见习护士、空军十八师卫生队护士班长、中南军区转训团学员、粤中地区农业干部训练班教员。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与何楚熊教授确定访谈时间后，我们在下午两点到达何楚熊教授的家里。何楚熊教授很是亲切，在我们到来之时备好了菊花茶，让我们感到丝丝的温暖在心里堆积。炎炎夏日，一杯清凉的菊花茶，教授和蔼的微笑，让我们紧张的心，开始慢慢平静。

教授的家里并不大，可是却很温馨。客厅摆放着古筝，添了几分古色古香之感。于是，就在善意的问候之后，我们开始了与教授的访谈交流。

参加抗美援朝：“我是小小卫生员”

在查找资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何教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而当提起这件事时，何教授笑了笑，“那是和部队去的，当时我还是个小鬼”。

原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际，何教授正上初二，那年她14岁，学校第一批团员只有三个，而她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只能让两个团员去参军，因为何教授是最小的，所以本应留下来，但是因为被选去参军的团员之一是独子，母亲反对，去不成了，加上何教授的坚持，用她的原话就是“怀着满腔热血，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是，年仅14岁的何教授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16岁时以卫生员身份参加抗美援朝。

回忆起往事，何教授深有感触：“那个时候我就是个小小卫生员，也没做什么，当时真正勇敢的是在前线拼搏的战士们。”何教授还记得，当时有两个重度烧伤的战士，“他们有很勇敢的事迹。飞机炸了，正在燃烧，为了抢救副油箱，他们被重度被烧伤”。

这一段往事，在何教授的人生中，想必也是一段珍贵的人生经历。

转业之后：“哪里苦我们就往哪里钻”

1955年，何教授转业到地方。谈及这段经历，何教授感慨：“我讲这个就是想你们知道我们那代人的精神状态。当时我打报告要求到北大荒去开荒，但是当时北大荒不招人。我在报纸上看到海南岛组织垦荒兵团，我又打报告要求到海南岛去，他们就答复说，女兵不能要求到海南岛，那我说我要求去农村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那个时候我们是这种状态，哪里艰苦，哪里困难，我们就想到哪里去。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代人所有的，不只是我一个。本来我是分配到广州的，我不愿意，到农村去是我最后的底线了，后来就把我分到佛山地区农业部的农业干部培训班教育科当干事。”最后，何教授在教育科负责每天播放广播。

那个年代，似乎大多数人都是怀着这样一种热忱：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往哪里去，哪里艰苦我们就往哪里钻。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代人需要学习的一种奉献精神，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几句话，而是身体力行，为国家做一些实质性的贡献。

求学之道：“我相信天道酬勤”

谈到对自己人生有很大影响的几个人时，何教授提到过两个赵主任。一个是带她去抗美援朝的空军十八师医务主任赵德保同志，这个赵主任曾经是白求恩的卫生员。

那时十六岁的何教授很贪玩，而这位赵主任就曾找她谈话，叫她不能那么贪玩，要多学习知识。当时的何教授似懂非懂，只知道自己有点害怕这个赵主任，“当时卫生队对面就是我们师的图书馆，那个时候我很怕他，他总是说我，所以到最后我就自己去图书馆借小说来看，看到他过来我就马上装着在看书，可是看着看着，我就真心喜欢上文学了。我真心感谢那个赵主任，他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人”。谈到这里，何教授眼中满是感恩之情。“后来慢慢地看上瘾了，就培养了我学习的习惯。所以后来不管到了哪里我都经常看书，什么书我都看。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也看，哲学也看，小说也看。” 

而何教授转业到了地方以后，当时农业干部训练班主任也姓赵。这个赵主任更是对何教授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6年春夏之间《人民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是“向科学进军”，号召选送年轻干部报考大学，赵主任找到了何教授，当时何教授死活不肯去，因为自己只有初二学历，而报考大学的大多是高中学历。在赵主任三番两次的劝说之后，何教授只能抱着“完成组织任务”的心情去报考大学。

何教授感慨：“那个时候的领导真的就那么好。”当时赵主任不仅让组织科长帮何教授报名，而且还让组织科长带回来两大摞学习资料。离高考还有一个半月，何教授就开始脱产（不上班，但是工资照领），整日为高考努力学习。“那个时候我从早上五点多起来，虽然是脱产，但是还是把广播工作完成，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除了洗澡、上厕所、吃饭，那屁股是不离开凳子的，把每本书都读了2遍。那个时候我记忆力真好，看一遍就能记得，地理我就看着地图来读。”也就是这股韧劲，让何教授最终考上了大学。回忆起当时刻苦学习的时光，何教授非常感谢赵主任，“赵主任让他夫人每天煮糖水给我吃，什么炖鸡蛋、绿豆沙、窝蛋奶，然后就交代我吃完就睡觉啦，我真的是很感动。”

被通知考上大学的何教授是喜出望外的，填报志愿时她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广西师范学院，原因是她战友的妈妈在那边，她有空可以帮忙战友照顾妈妈，而广州的学校她一个都没填，“当时报考学校我是这么想的，我在广州有那么多战友，礼拜天一定会出去玩，我要是考上，是不能和别人一样的，人家有基础，而我的是基础很差的。”于是到了广西师范学院后，何教授依旧坚持努力读书，“我就信那个龟兔赛跑，我永远是乌龟，别人都是兔子。到了大学以后宿舍是十点关灯的，在十点以后我就跑到走廊去看书。虽然我也考上大学，但是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不认为我就真的到了高中毕业的水平。”于是，抱着这样一种勤学苦读的思想，何教授寒假依旧留校读书，“一个借书证可以借5本书，我们五个人一个宿舍，我借宿舍同学的借书证，就有25本书，我就按照老师给的书单一本一本去读”。于是，每天上午跑完一千米后何教授就开始读书，除了吃饭等必要花费的时间，其他时间一直是看书，就这么每天看到一两点。“我就这么努力，我们那时候是五分制，一年级我都是得四分。那时文学概论是口试，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好厉害，都是五分，我一个五分都没有。”于是抱着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心理，何教授更加努力读书，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她教书，依旧如此。“我就相信天道酬勤”，这样的精神让何教授在大三时每科都得到了五分。

说到对自己影响深厚的人时，何教授还和我们提起了当时接收她来华师三位教研室主任，分别是马达、贾永康和朱兆翰老师。“这三位主任，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们。我非常感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接受我，我是来不了华师的。”

“我不相信中国永远都不需要学问”

“我总相信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不相信中国永远都不需要学问。”在回忆了文革经历后的何教授坚毅地说出这句话。

无论是在文革时期还是以后的教学生活，何教授都秉承着这句话，从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回忆起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的日子，何教授说道：“毕业以后我规定自己不到两点不准睡，中午只准休息三十分钟。因为我学的是文学，读的是文学史，但面对的是音乐系美术系戏剧系的学生，我要补这些课，就得去图书馆去借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后来我就去听声乐课，看戏剧系的学生排练，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外行人，现在要来上艺术概论，不能老讲文学历史，所以就下了大工夫。另外，我规定自己每个礼拜天一定要写出一篇文章。这个礼拜我就看了《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有什么问题我取个题目就写，礼拜天我就拿一个小板凳，一壶水，几个馒头就到湖边，怕人家来找我玩，就写完才能走。我才发现，那个时候记忆真好，我读过的马列关于艺术的论述写的时候都不用查找，我都能整段背下去，那时候是这样的。”

后来，1980年到1996年，何教授一直在华师任教，提到当年华师的学习氛围时，她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学生很好学，比如说我上课，学生都没有不来的，甚至有一些外系的也会来。”

整个访谈过程中，何楚熊老师洋溢着乐观的心态，即使在谈到一些苦难的时候，她依旧是笑呵呵的，我想，也就是这样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以及勤奋好学的习惯，让何楚熊教授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