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0日至13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教育学院和中国古代散文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境内、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专家、学者91人，提交了论文54篇，另有口头报告26个。大会以会议报告（大会2场、小会8场）、讨论、《论文集》和代表学术著作展等形式，对中国古代散文作了较为全面而有成效的研讨，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回顾与展望，祈求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可持续发展

对一定时期的研究作全面回顾，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所必需的阶段性学术总结。谭家健《十年来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是继9年前他所作《四十年来古典散文研究情况》而来的，这两个回顾是古典散文研究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第一，它为习研古典散文或编撰古典散文学术史提供了精确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丰硕成果；第二，科学地归纳出50年来古代散文研究的六大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阶级分析法，写作元素分析法，文化人类学方法，叙事学方法，比较文学研究法，文化还原法；第三，提出了“古今沟通”的古代散文研究的新思路，号召向杨义、陈平原、赵圆等现代文学学者学习，“关注古今散文的异同和变化”，努力寻求契合点，拓展古代散文的研究时空，从而提高古代散文研究的效益。刘衍《新旧世纪古代散文研究论略》总结了古代散文研究四个方面的重大收获：（一）古代散文的教学和研究已经得到国家和高等院校的高度重视；（二）古代散文研究在境外的影响日益扩大；（三）在境内，古代散文硕士、博士的培养已经起步；（四）古代散文研究的新论著有开创性和启示性。同时，他也指出了新旧世纪之交古代散文研究还存在着“只是汉语散文研究”和一流作家作品研究，尚缺乏有关散文学、散文批评的系统的理论建构这两个方面的突出不足，看来“从宏观上用力，从理论上入手”（谭家健），努力拓展，理论升华，仍是新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 

宁俊红《近五十年来散文研究的重大问题》重点检讨了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发展规律和流派等若干问题。她认为，范围问题“不只是个简单的范围问题，而且也是研究观念和方法论问题”，对此，主张不应老是纠缠于“实用性”和“审美性”之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郭预衡）、“从民族特色考虑”（褚斌杰），体味散文文本的 “理、法、辞、气、情”（熊礼汇），这样“或许更为有益。”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规律，已经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展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今后必须关注“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至于流派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流派划分的标准、断代的流派史和贯通的综合史如何关联并确定主次等问题，“都是必须思考和解决的”。

刘文斌《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实际也上溯到2000多年前刘向首辑《晏子》，但严格的现代学术研究，当始于董治安1959发表的《说〈晏子春秋〉》，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是历代《晏子春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代表了今人的最高成就”。但直至今天，还不能给《晏子春秋》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定位，如果要纵深发展，还“有赖于与其它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

二、文学本位，重点探讨中国古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的艺术成就

中国古代散文的文学性相对于古代其他文学样式——尤其是现代散文来说，要隐晦得多，需要不断发现和总结。章明寿宏观地概括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四个文学特性：形象性、真实性、散体性和多样性，较能揭示古代散文的整体个性。更多学者注重个案探讨，王琦珍分析了《诚斋集》后指出，集中一半多是散文与骈文，散文较集中地体现着唐宋古文的传统，是唐宋古文革新道路的延伸，而骈文典重宏肆、流动潇洒，吸收了唐代骈文和苏轼派的精华，给被世人仅视为诗人的杨万里增添了异彩。刘振娅总结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概括出“谨峭精博如幽岩怪谷”的子厚范式；李精耕、汤洁具体剖析了柳宗元“深渊峻洁”的风格内涵；刘汾认为李白散文具有以诗为文、以情动人的特征；丁进和戴峰分别探讨了西周铭文和《潜书》的文学价值与艺术特性。有的学者将文学特色与其相关某一关键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张连科把为人与为赋关联，探讨了司马相如赋的文学特色；熊礼汇从元结山水铭文的修辞策略入手，揭示出其山水铭文的艺术底蕴：是以旌表山水形胜之美来标举道德精神的独特审美追求，同时还对1000余年来关于元结山水铭文的褒贬史作了清理和小结。闵泽平、张忠智用曹丕“文气”说来审视陈亮散文，认为其散文的主导是一种英雄气象。

作为文本的散文，其文学性首先依附于文体，因而明体是探讨散文文学性的重要途径。王长华、郗文倩指出，文体决定了文本的基本形态、功能和风格，进行文体辨析，可以回归文体的原生态。他们还精细地辨析了汉代的赋与颂。韩国学者诸星海认真考察了《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文体分类的异同；熊礼汇通过太学创建时间、太学体的性质、演变和石介其人其文的阐述，论定“太学体”不是“太学新体”。谌东飙深入探讨了杂文的文体特征。马茂军重新考察了“散文”为体的本质——在用语上与韵语相对，在行文上与骈骊相对，在内涵上与道统、政治相对；因而散文的本体是自由的心灵，其形式是自由抒写。章明寿把古代散文分为史传、山水、叙事状物、抒情言志、论说、杂文，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流派是文学群体成熟并成名的标志。大会对古代散文流派也作了相应的探讨。何天杰认为归有光流派的归属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错综复杂的明代文学运动的问题，因而，他从流派成员的交游、文学主张的类似、作品内容和风格相近这三个主要方面，作了细致辨析后，再次否定归有光是唐宋派的观点；马来西亚学者龚道明则认为归有光与桐城派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欲尊他为桐城远祖；香港学者王煜以公安派的立场来审视江进之的《雪涛阁集》的旨趣和艺术取向，在大会报告中他还将江进之与曾国藩及其曾门四弟子、台湾散文家兼学者苏雪林，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

有关古代散文的文学和美学理论，也是大会讨论的话题。张新科指出，汉代文艺思潮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还具有一种“大而全”的美学风格。日本学者须藤健太郎探讨柳宗元的文学思想；袁晓薇具体阐述了柳宗元“以文为戏”观及其对新文体创新的作用。李旭对韩愈复古主义散文理论的核心——“修辞明道”说，从观念、主体、文章三个层面作了新阐释，认为韩愈这种理论的本质在于释放个体的生命能量来实现其人生价值，完整体现和发现了儒家精神的双面性。新加坡学者许福吉认为，方苞的古文理论是由尊式重裁的文体论、创新多变的的文气论、清真雅正的文辞论和和谐经世的审美论构成的丰厚多变的体系。戴红贤具体而微地论述了吕祖谦关于古文结构的艺术观。其他学者则重在考察散文思想对创作的影响。莫山洪认为，骆宾王重缘情与言志之“情”的文学思想，使他在创作骈文时，充分运用各种典故和句式，极力展示自我丰富细腻的情感，从而较好地克服了初唐四杰文学思想与创作脱离的毛病。刘真伦细致地寻绎了唐代文学本体思想对散文文风变迁的影响：初唐的“原道”生成了体物的铺陈，盛唐的“言志”生成了即事抒论，中晚唐的“缘情”生成了独抒性灵，由此，还论述了文学革命的结构。

三、 中心兼边缘，努力开掘和开拓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及其他文体研究，目前都有偏于中心化或边缘化的倾向。中心化即集中于名家名著又囿于所属体式或范畴一隅，而边缘化则远离文体或文学，漂向浩渺无边的文化海洋。古代散文和文学研究因而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又促使这种畸形研究发生恶性循环。大会则能将中心和边缘兼顾起来。首先，对古代散文名著，学者们努力开掘：如《庄子》，美国学者李绍昆精细地辨析了先验和超验的内涵，进而指出，庄子的哲学和文学都是建立在先验基础上的，从而扫除了笼罩在庄子身上的神秘迷雾。孙梅以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和林希逸《庄子口义》为例，分析了有宋一代对庄子的阐释，主张从义理、辞章、文学三个层面来解读《庄子》。程水金结合自己正在撰写《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录》第3卷的体悟，对庄子生命哲学作了全新而深刻的阐释。孙以昭认为，庄子的超前意识，“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宇宙无限大思想，“天与人不相胜”的了解、掌握进而驾驭自然的自然观，浑沌理论和体悟道体的直觉思维方式等，是中华民族精神源泉之一，对中国及世界影响深远。《史记》也是大会重点开掘的经典，可永雪深入探讨了《史记》论断语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价值；田劲松透过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表层矛盾，揭示出深层的“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学原则和审美追求。牛鸿恩深入探讨了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及其渊源，指出《国语》“皆炎黄之后”、《春秋繁露》“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山海经》“北狄、犬戎、苗民、氐羌皆黄炎之后”等，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主要来源和主体。姚曼波在多种刊物连续发表六篇系列文章后,再次提出《春秋》一书并非孔子所作，孔子所作的是《左传》,左丘明不过是《左传》的评论者而已。江西人民出版社在大会展示了韩兆琦的杰构——《史记笺证》，该书校正了通行本《史记》字句讹误、标点不当等200余处，广泛征引了考古出土文献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错误或不妥的旧注、传统说法作了辩证，对某些叙事偏差作了纠正，对摸糊不清的问题提出新说，并辑录了古今中外的相关评论，既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又很具启发性。

另外，熊宪光从史实、意旨、构思等方面深入辨析，论定传世的苏秦、张仪说辞是以一定原始资料为依据而精心构造的“纵横家言”的典范，认为它给我们不少耐人寻味的启示，值得重视并作进一步的探讨。日本学者西上胜指出，苏轼的史论是其人生体验和体悟的结晶，苏轼把王安石的“法”、司马光的“人”及自己“全一的生”的“事”，都置于“时”（即史）里边考虑了，开创了一种新的史论范式。马来西亚学者伍燕翎，借鉴香港学者郭少棠“行游”的理念来阐释《徐霞客游记》，除了人文景观的记叙、行游与文学实践的层面外，着重控掘了其“行游”的精神和意义，即行游必须最终回归到文化再现和文化价值的终极关怀上。

其次，相当多学者对中国古代散文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拓性探讨：从政治来拓展的有钟涛《试论骈文创作在六朝的政治功用》、唐晓敏《贞元政局与韩愈的文学活动》、何宗美《论复社与竟陵派的相互影响》等；从学术来拓展的有尚学锋《汉代经学与文学》、刘启云《晋宋学术思潮与陶渊明散文创作的审美倾向》、王达敏《论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等；从宗教来拓展的有宁登国《〈左传〉战国预言新论》、曹虹《谈佛教与辞赋》、陈曙雯《唐代早期古文家与佛道关系》等；从传播来拓展的有胡如虹《论〈战国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余吴恩和彭公亮《天理与意义的重建——史传散文的经典化与文学化》、郑杰文《〈穆天子传〉所见战国西汉文的重大转变》等；从思想文化来拓展的有刘相雨《论管同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陈水云和周云《论晚明小品的世俗性》、李正西《元初散文的文化意义》、钱华《熏陶与提升：谈梁启超的新文体的“移人”之力》等。米寿顺《先秦时期的齐鲁散文》、孙亭玉《论西汉的文学家庭》等，也是别开生面之作。

另外，张新科从政治化、哲学化、斗争性、自觉化等四个层面来探讨汉代文艺思想的嬗变和特征；阮忠从儒佛论说与古文道统、自省诉求与古文兴味、习性同异与古文风尚三个方面辨析了韩愈、柳宗元散文创作的不同走向；夏咸淳则把园林记的探讨与园林戏曲、园林画、园林建筑等紧密起来，使各种艺术融通，相得益彰。这些都是综合了多种学科、视角多样而内涵丰富的佳作。

四、教学与解读，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再生点和激活点

关于古代散文及古代文学教学的探讨，是大会的一个热点和亮点。龙建春提出的“先秦散文研究选修课构想”，主张将该课程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学”（包括作品选、文学史）中的先秦段和“先秦散文与文化”（或者类似的课）之间，建立一个由绪论、艺术点论和研究初阶组成的简明而切实的体系，从传世却被忽略和出土文献中去拓展教学范围，大量削减常识性和重复内容，并对个体文本（尤其是熟知的）作纵深开拓，对群体文本作横向贯通。韩兆琦、可永雪、钟涛、丁放等，结合自己相关教学体验，就此展开了交流。冯冠军又就此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散文及古代文学的兴趣并如何施教，二是如何指导学生论文。这使大会关于教学的话题再次热起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尚学锋首先分析了造成古代散文及古代文学教学困境的原因：首先是自身语言难又时代久远，难免很隔膜；再是现实社会浮躁，学术浅薄之风盛行，难得沉下来。至于如何激发兴趣并有效施教，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将古代散文（文学）与古代文化结合；（2）将古代散文（文学）与审美结合；（3）努力发掘古代散文（文学）的精华和实用价值。郑杰文针对以笑话、故事、描述来提高教学兴趣的教学现象着重指出，要注重专业知识和修养，要注意思想和方法结合；具体可采用自教、他教和帮教的形式。章明寿对此也提出了三条建议：（1）要古今沟通，古今结合；（2）要做好从教学到欣赏的过渡；（3）要将讲授、阅读与写作紧密结合。

对于第二个问题，熊宪光指出，要把学生习作论文当作是学生应当接受的学术训练，关键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学风、文风，为今后从事学术事业打下基础；尚学锋认为要着重指导学生如何条理化、深刻化，具体指导要注重阶段性，一般是低年级练随笔，中高年级才逐渐习作论文。由学生作文又涉及到社会写作与文风，学者们认为，现代文多套路，缺乏可读性。谭家健认为这可能与教育现状、报刊规范和行政公文有关，并具体分析了古代散文文风的演变，号召多向古今优秀散文家学习。孙以昭说若能来个“东西结合”则最好：将西方散文的开放活泼与东方散文的严谨规范整合。熊宪光强调，为文既要实事求是，也要有激情，有文采。努力创建新鲜活泼的文风，成了大会学者向社会提出的一种倡导。

如何解读古代散文，用怎样方法来研究古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研讨会每次必有的话题，本次大会又有更新。孙以昭认为，研读古代散文或文学要有四把钥匙：目录（包括版本）、文论（先古今再中外）、历史、哲学（主要是经学和理学），而点校版本为治学之本。洪本健对《欧阳文忠公集》天理本之校考及其价值的论述，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文章还对其中的《居士集》若干异文、系年予以釐正，可见功夫。常森在大会上作了《现代学术的“自恋”倾向》的报告，其精髓是强调学术研究要务除主观成见，还作品以历史的本真，引起了大会的关注。刘德清的《欧阳修名号考述》、秦良的《关于梁份三篇散文的考证》，都是返本求真之作，而曾枣庄的《论苏轼赋》集编年、辨伪、辨体、分类于一文，全面精审，功力深厚。大会有的学者对返本求真的解读、研究方法不以为然，标举“诗无达诂”的“我注六经”方法，因而有了讨论。程水金对此作了精辟的归纳：以求真为基础，以求我来拓展，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韩兆琦在大会总结时指出：不要“自恋”，但有时也需要“片面”，必须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这与胡明“不诬古人”、“不诬今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创建和提炼，则可以从两方面着力，对中国的需要挖掘、总结、发展，对西方的也要尝试。并建议深入读一、二部名著，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些都是阅历见真之言，为与会者及其他同仁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五、中外互补，加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境内外交流

大会从两个方面来努力加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境内外交流：一是研究状况介绍的交流。台湾学者王基伦介绍了台湾古代散文研究60余年的历程，分析了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和特色，研究论著发表、出版的状况和代表性成果，其中为配合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而举办的两次实用写作研讨会的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韩国学者诸星海介绍了韩国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情况，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及散文学会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情况，其中将古代散文与语言、小说、文论等综合起来研究的方法，对其他在区有启迪作用。马来西亚学者曾维龙全面介绍了他们华文教材编撰、古代文学作品的比例、各级学校的教学情况，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华文教材存在的本土意识与中华民族传统意识的矛盾、文言文与白话比例的倒置、工具性解读与文化解读的乖违等现象和成因，并粗拟了解决的方法。他的介绍和论述，足以引起其他地区的深刻反思。

陈才智向会议提交的《西方的中国先秦散文研究举隅》文，长达44000余字，资料赅备，述评精到。文章重点介绍的是西方对《易经》、对孔子其人其书的研究，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尚书》和《左传》研究，华裔美籍新一代汉学家王靖宇的《左传》叙事学研究。其中，德国学者卫礼贤父子代代钻研《易经》的学术家传及以学术为生命的事迹，高本汉对汉语字词考订训诂的学术方法和精神，美国学者萧洛克和芬格勒特对《论语》的努力探索和发明，是值得东方学者尊重和学习的。

二是中外散文相关的比较研究。日本资深汉学家石塚晴通对训读作了较为全面而精辟的阐述，认为汉藉训读资料是传统古注的反映，也是一种特殊的巧妙的言语，汉文训读不仅存在于日本，其他的语言也存在着。在古代的中国简牍之中已有用例，现存最古的训读纸本文献是楼兰文献。唐代的分辨此字是原意还是派生义，破音法成为重要因素，至今都在使用。日本训读资料最早保存在大東急记念文库蔵《华厳刊定记巻第五》中，仅12世紀后期至平安時代的資料就多达4000件以上,最多的是佛教书籍,汉藉文献带有训点的并不多。从汉文训读的日本语的条件性格的例子看，都有颜师古的行间小注「離歴也」和写有脚注汉书训纂注的“離入也”,在此基础上,又注有「歴」和「入」及常用的「フ」「イル」。可见日本语的读法对汉文注有着很强的制约。日本学者唐炜，以《日本书纪》个案，以《国学宝典》、《CBETA电子辞典》、《敦煌变文校注》以及竺法护、释法藏等中印僧人所译佛经等汉文为参照，翔实地考察了《日本书纪》中出的双音名词、动词、连词等古训的实态，认为日本汉注译释能正确理解双音节汉语名词，对动词的认识要高于连词和副词，对汉语构词方式，尤其是附加或双音词的认识还不够，对带感情色形的词语的理解还有困难。这种语言学研究，在跨语种的散文研究中，是最先而又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陶陶借用原型理念，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的“道”、“物”、“识”，认为这些体现古代文化观、文艺审美观的原型话语，影响着中国古代散文的精神和品格。陈蒲清全面比较了中、韩两国的古典散文，发现两者在文章体裁、思想观念、艺术风格、应用范围等方面，都基本相似；这是因为两国古代都是以农业立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基本相同，官方与正统文学以使用汉字为主等方面因素所致，更得力于两国3000余年的文化交流。（龙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