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编辑|孙天冰、区俊欣

     本篇将分上下两期，转载马伯庸200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风雨<洛神赋>》一文，趣谈这一段史事，与各位共飨。文学创作与历史真实有差异，仅作娱乐。

风雨《洛神赋》（上） 

文 | 马伯庸

     公元二百二十二年，魏黄初三年。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他就像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在这位女子身上。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

　　事实上，在《洛神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曹魏宫闱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借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

　　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被曹丕抢了先，曹植一直念念不忘。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睿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了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地，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此篇。

从文学角度，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它终究无法取代历史的真实。  

    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从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

　　 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至极的枕头。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由此可见，李善编得着实离谱，不值一信。所谓曹植与甄妃如何如何，不过是文人的美好想象罢了。

　　 我一直坚信这是历史的真相。可当我再一次读完《洛神赋》的时候，对这个观点，却忽然有些犹豫了。赋中那种情真意切的心绪，那种澎湃浩荡的感情，一千年之后仍旧让人感觉到无比震撼。实在无法想象，曹植歌颂的会是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在现实里没有任何寄情。

　　 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关于《洛神赋》的一切，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审视那段历史。越是寻找，我就越是惊讶，因为这一篇赋背后隐藏的东西，似乎远远超乎想象。

　　 挖掘真相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就很可能会迷失在史料的迷宫里。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这把钥匙，得以开启了通往那个时代的大门。

 这把钥匙，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洛神赋》本来不是叫做《洛神赋》，而是《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侯，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不正确。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洛阳附近，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也就是说，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甄字和鄄字在那个时候是相通的。

 这里稍微要涉及到一点古文字知识。“甄” 在当时并不读zhen，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的古音是居延切，发音为juan，而“鄄”字读成绢，两字发音完全一致。加上“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部，古人将之混写一处，实属平常。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最多是后者单相思罢了。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讯息。凭借这些讯息，我们才有机会揭开迷雾。

　　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睿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它从历史尘埃里被拎起来以后，我却发现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惊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觉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经常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哥哥曹丕没给他这个机会，侄子曹睿也许还有的商量。于是，在曹睿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睿上了一道疏。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急切间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承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疏的时候，这个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曹植忽然抛出这个典故，本意是想向曹睿表明自己上阵杀敌的强烈意愿，可也等于是堂而皇之地向曹睿表明，他曾经和皇帝的妃子发生过类似“绝缨”一样的关系。这位妃子，只能是甄宓。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睿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而这个理由，曹睿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别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来提醒曹睿：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之于口的机密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向曹睿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唯独曹睿才能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睿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信没有记录，不过曹睿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不是出于猜忌，而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这在曹魏时代简直不可想象。如果曹睿不是心胸宽广的圣人，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录，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河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操在出征之前，却对曹植说了一番奇怪的话：“我当年做顿邱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现在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游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无论有无背景，一律活活打死。显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这么做。

　　这就奇怪了。曹操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汉末混乱时期，豪强横行，有此一举理所当然。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邺城，治安相当良好，能出什么事?

　　除非曹操嘱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么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乱。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顿邱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军才返回邺城。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长史王必，最后被严匡平定。这起叛乱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它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虽然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中这段时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更何况，吉本和韦晃都是常山人，与中山籍贯的甄宓是同乡。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可是，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睿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建安二十二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应该就是这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因为只有她，才能让曹植弃父王的嘱托于不顾;也只有她，才能整合那么多河北同乡，来发动叛乱。

　   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盎然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几无悬念。

　　但吉本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曹操在吉本叛乱后，十分暴怒，杀掉了汉献帝身旁一半的大臣。这种心态，也是对曹植失望的一种反映。

　　可这起叛乱本身，却透着蹊跷。我们

我在《史记》里也找到了相同的记载。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辅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同于《感甄赋》。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似乎已有所指。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究竟为何，不言而喻。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至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同样不言而喻。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明确无疑：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下诏改《感鄄赋》为《洛神赋》。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睿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题目。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基本可以定案。李善之说，有本可据，只不过他加了太多的虚构细节渲染，反而削弱了这个说法的可信程度。

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妃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

 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我们清楚了，《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甄妃的投影，曹植在赋中表达的，是对甄妃的深切眷恋之情。那么接下来，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得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根本瞒不过曹丕的眼睛。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调戏嫂子的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

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也没对曹植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喝醉酒了，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鄄赋》也是真实的。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围绕着《感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