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邱馨慧、谭晶文、孙天冰

求学治学，良师益友

李老师：我是1953年进大学的。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在中学时期，我靠助学金读书，中学后，由政府每年拨一定补助，那时候就是不全靠。高中我在韶关的北江中学，那时候还算是比较有名的中学。

记者：现在也还是很有名。

李老师：对，北江中学是很有名的，以前是广东六个中学里面最有特色的。那个时候广东只有广州是考场，53年在北江中学毕业以后，我们一批年轻人就跑到广州来考试。不管你是文科理科，中学的课程全都要考，三天考下来真要命。所以我们把十二个学校一次性全报了，就在表上填填填。

那年代北京比较吃香，上海我们很少人（报）。我们那时的老班主任，他知道你大概学什么好，基本上班主任填的意见，就是你入读的学校。老师最后的评价说该生宜学文科，而且我中学时是学生会干部，所以最后填了两个学校，一个北大，一个中大。

中大是我的第一志愿，北大才是第二志愿。那个年代因为中大、北大都是很有名的学校，所以我们学生不懂分那些。你填了中大，就是要留在广州，所以同学们就开玩笑说不用去考试了，直接去中大报到算了。结果我最后就真的去中大了。

记者：您报中大是不是因为想要留在省内？

李老师：我们不像你们现在，从农村出来读完中学，没有想到会考大学的。一个是没钱，你读大学意味着家里供养不起。所以我们都是先报名，考了再跟家里说。二是我们那年代考试家里人是不管的，他们也不懂什么大学，所以考到什么就是什么。不像你们现在考试紧张得不行，你被录取了以后，村里才说你这小子不得了啊读大学啦。

华师的教师是广州最多的，中大也没有那么多，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名教授都堆积在了中大。

说起来，北大的名气仰赖于中大分去一半的语言学教师，要不然后来哪有那么出名。原本的中大语言系主任王力，搬去北大的时候带走了一大批教师，有些不愿意走的就留下来了。那个时候分学派，不同观点的不同学派互相不往来。语言系就分几派，北大的和中大的好些不是一个系统，所以有些人宁愿留在中大不去。但是中央点名要王力他们走，不去不行。所以在解放初期，中大的名堂比北大要厉害。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去华师参加运动会，一看，这么破烂，连房子都没有好的，很艰苦。师大前身是南方大学，都是干部生，后来和师范学院合并在一起。以前这边都是平房，教授楼也不漂亮，但中大的教授楼、图书馆附近都是红砖房。

中大一个系只有四个年级，一个年级才一个班，后来两个班也才六十人，而师大一招就是两三百人，教师照顾学生很难，所以中大老师对学生的帮助很大。还跟老师的治学精神有关系，治理的治，一定要治学，这样学生出来社会就站得住，作用就大一点。

所以学习是第一位，而身体是本钱，思想进步是不断追求，不可一步登天的，学习中断了，这念头就不好办了。

一生人，你追求哪个方面，你就往这方面去深入。我的教学工作太散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从领导的角度考虑，不要动别人，要动我动，这样的态度。这种态度对老师间的关系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对自身肯定是不明智的，所以一定要专一。专一的同时，也要关心别的学科，因为知识是一个综合体，面不广也不行。我一生唯一一条比较遗憾的，就是学问比较散，但有些成就的都要专一。

我有两位海南的同学是很有成就的，尽管都退休了，但还在治学，还在从事研究，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只要我学生愿意上来，不一定是研究生，只要你来，我就指导。

记者：您除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还有没有编过语言的书？

李老师：有，但是现在很难找了。《语法修辞写作》是在函授大学的时候编的，上课没有教材不行，但是我编的太散了。成就不集中，一生最遗憾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在某一方面有成就，就咬紧不放走下去。饶芃子在暨大从事研究，很有成就。海南大学的两位同学，一个搞古典文学，专门研究苏东坡（有一个专题），因为学问做得深，所以在这方面有成就；另外一个搞比较文学，他在华中师大上课的时候，连武大的学生也来听课，就是讲得好。武汉有个好处，文科之间互相交流（频繁）。

读中小学的时候，我和老师们的关系很好。我回到广州以后还专门带全家人跑去看望我的小学老师，老师已经很老了。我的中学班主任老是说李尧津来来来，喝牛奶。呵呵呵，我穷光蛋，老师请我喝牛奶，这是看得起我啊。

我去韶关读高中也是我的老师要我去的。我解放前在广州的郊区读初中，现在叫勷勤师范学校，在解放前后还是挺有名的。解放后，我回到家乡种田，老师还记得我，有一次他碰到我的一个同学，就问：

“李尧津现在干什么了？”

“他回去种田啦。”

“他回去种田干什么，让他上来读书，种什么田啊。”

那个时候我跟我妈说，老师要我上去读书，韶关很远的。（我妈说）要去就去咯，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就拿了个藤包装了几件衣服，坐了8个小时的车去韶关。

那时老师以为我要读师范，我说我想读中学，但是中学考完试了。老师说好，第二天就带我去找北江中学的校长：“这是我的好学生，在学校很用功的，蛮好的，给他学吧。”

“可是中学已经考完试了，要不这样吧，他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就算他入学考试的成绩吧。”校长拍板了，我就进北江中学考试去了。

我大学跟的老师是容庚，是搞金铭文的，在全国很有名，我常常跑到他家里去请教。他说李尧津，你来猜猜这是什么字，猜对了就是你的，猜不中就是他的。所以我们跟老师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你去他就教你，你不去他就不管你了。所以跟老师（学习）一定要虚心。现在也一样，在求学阶段，求学当然要有求的对象，你认为哪门课需要老师的帮助，你就找他。

我认为一定要尊师重教，老师不尊敬是不行的，所以我一生人跟老师的关系算是不错的。

我们很晚才入学，（印象中）好像是十月份，过了国庆。我到中大报到完一看，一个系的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只有30个同学。后来中大还扩招了一个语言系，我报名的时候没有这个系，是报名之后中央才批准中大成立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文系30人，语言系30人。北大当时没有语言系，后来中大语言系整个班、整个系就抽到北大去了。中大的语言学名教授、教师比较多，比北大还出名。

在30个同学中，有12个是港澳生。从香港回来读书的大多数都是有点钱的，而内地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没有钱的。18个内地学生里面有3个是潮州人，2个女同学，1个男同学，人数最多。他们读书很厉害，现在都很有成就。饶芃子在暨大从教，在广州的大学里还是比较有名。还有海南大学的女老师唐玲玲，退休了还在教书，担任博导。潮州人很有才气很有才华，他们读书很认真、很用功，现在也还是有着这样的风气。我们这些不行，读书没有什么成就。

在我们内地学生中，潮州人是比较有钱的，家里可以继续供起读书，其他人就要靠自己。（能够继续读书的），他们后来有人做了公派留学生，留苏（留学苏联）。留学是看成分的（红五类、黑五类），出身要好，学习要好。我们班那时候有两个名额去苏联，后来还是只有一个去成，就是因为政治审查，一个同学是从海外回来的，就被刷了。所以有海外背景的港澳生，一般都不能选上。那年代很讲究政治背景，你们现在都不懂这个了。

内地学生大多数都是靠政府提供的助学金读书。你们现在衣食住行都要自己出钱，我们那个年代，“行”才要自己出钱。衣服、鞋子都是政府给的；每个月政府向每人提供12块饭钱，由学校发饭票；住宿不用钱。有时甚至连“行”也可以报销。除了吃饭，我们每个月可以申请2-3块的补贴，一等是3块，二等是2块。2到3块，现在算什么？但以前是很了不起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补贴去坐车坐船，8分钱的车票坐到市区，中大到市区的小渡船也是8分钱。所以那个年代，我们衣食住行全都靠国家。

我们那时是很朴素的，一套衣服就穿一整天，哪有一天到晚换衣服、换鞋子，普遍的（颜色）就蓝绿两种，现在记录小说中的“蓝蚂蚁”、“绿蚂蚁”，就是说这种现象。大多数内地学生都是穿一样的衣服，没有区别，穿得最好、最靓的就是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因为他们有钱。那时有一辆自行车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班有六辆自行车全都是港澳生的。我们之前跟他们关系很好，随时可以跟他们借车到广州去，蛮过瘾、蛮好玩的。

▲蓝色的中山装和绿色的军便装是当时男女老少的“全民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