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青春有憾

记者：老师是1931年出生的吧？

李老师：我应该是31年，但是我身份证上是32年，我曾经回到家乡去，一对比发现我原来是31年的。

记者：那您是地道的广州人吗？

李老师：广州。我首先应该是一个香港仔，日本仔打香港的时候，我才回到广州，然后一直没有回去，我可以申请回去，但是我没有申请。

人生的变化比较多，但是有一条是我的意见，读书的时候，确实需要投入，需要放一点时间。你想将来有成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定要读书。我那个时候没想过将来，成就也不大。我读书的时候分了一些精力去搞社会工作，虽然我也抓紧读书，但没有像我那些有成就的师兄师弟那般全部投入进去。所以我也总结了一下经验，读书的时候该投入要全部投入，不要浪费时间。在恋爱、男女关系方面，我们时间花得不多，就是读书方面，还不够。我们读书除了上课，就是跑图书馆了。中大的图书馆是全国有名的，藏书量很多，很多书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你想自己培养成材，要学会去图书馆读书，图书馆是最好的去处。我那时虽然知道，但是我以为跑了也不一定就会，还要兼顾社会工作，所以不抓紧这方面，就放弃了。还有这条是千万要注意，老师是不会主动找你的。我亲身体会过所以知道，自己有问题要主动找老师，没错的。学会找老师，学会找图书馆，这是最主要的。

还有要注意的，是同学之间一定要注意关系，以诚相待。我们后来有二十多个同学因为政治问题结怨。我们经历过三反、五反，反动派斗争，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伤人是最厉害的，最后还有一系列的西洋改造，包括文革期间。那年代我们学生是很热情的，特别是党员学生，绝对相信，毫不动摇，毫不怀疑，一直到底地跟！跟！跟！

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同学尽管只有二十几个，但伤得很厉害。你讲过什么话，别人讲过什么话，就写材料相互揭发，大字报，大标语也出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出身不好的。出身好的就是政治条件好的，参加的多，得到的情报多。中大好些很有名的教授都整得流落街头，还有整死的。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学校当学生干部，管的是学校的事情，在班活动的时间不长，所以到最后跟我没关系。当时一个班有一个党支部，因为我也是党支部团委的干部，不参加班里的活动，不存在整人，所以就变成一个和事佬啦。

其实，同学之间都是因为小事算到一起来的，但是在档案上记下一笔，你一生就摆脱不了了，什么都写进去，跟着你一辈子。后来大三有些同学成了中右分子，中间偏右，进了档案。“谁搞我的？”慢慢地，到了现在这么开通了，都七八十岁了，同学之间都是不能释怀。

同学之间要以诚相待，有意见大家公开说明。不要搞这个，千万千万不要搞了，一搞这个误伤人，那乌烟瘴气。对老师一定也一定要以诚相待！对你帮助大的老师不妨多请教。对老师，对同学，都要有诚信。

李老师：那个年代，我们讲的是毫无条件服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填了志愿，就服从分配。分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二十几个同学全国跑，被分配到了七八个省份。因为我擅长搞体育，学习不及我的师妹、师兄，分配就把我送到湖北了。那时候一个省份顶多分配一两个同学，我们有六个同学毕业后分到湖北，当时是最多的，连北京、上海也没有那么多。解放初期，武汉有20多所高等院校，广州只有6所，北京也不过是20多所，上海是不及武汉的。我一毕业就分到武汉的湖北高教厅，我们广州是高教局，而湖北是厅，比较厉害。一分配档案上就会记录下来该生最擅的事情，我就被分到体育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搞政治课，教研室中还分了哲学课。

湖北的六个同学中，有三个到中学去了，而我们是在高等学校。现在只有我一个来到华师，另外两个同学去了海南大学，后来也都回到中文系。那个年代没有考虑个人的事情，都是无条件分配，响应号召。要你到哪里就到哪里，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我被调去湖北省函授大学的中文系，在当初刚成立的时候它是很有名的。我被调到那里去了，周老师也是被调到那里去了，我又把我的两个同学拉去函授大学，四个人一起。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里面在搞斗、批、改， 特别是文科领域。我们函授大学的老师被全部集中到湖北孝感花园，解放军的一个集团军营那里，斗思、批修，斗自己的思想杂念，批修正主义，一天到晚都是这样。整改后，函授学院因为修正主义思路不办了，我和周老师后来就到了华中师范大学，那两个同学也一起去了，所以那个年代很好玩的。

70年代后期，我们想回广东来，那时华南师大中文系的党委党总支书记发现了我们在那边，他给我们写信说回来回来，我帮你们联系人，所以我最后落脚是落到这里（华南师大）。我那两个同学最后落脚到海南大学，海南那个时候生存很艰难，因为海大缺人，他们两个就跑到那边去了。

李老师：我会游泳，去渡了三次长江。十万大军渡长江的时候，我跟着毛主席轰轰烈烈渡江，当时差点淹死了。你不游长江，那不叫渡江，珠江算啥啊，根本就不算。

从武昌、汉阳、汉口，从武昌下水就一直游到汉口，游十公里。水涨的时候，十公里还到不了岸，一直在漂呀漂呀，要游十二公里才到得了岸。渡江一个来回，游一个小时。第三次渡江是风平浪静的，但是第二次渡江是最危险的。长江刚好发大水，风高浪大，一个浪打过来，人漂着三四米高丢下来，流水哗哗地漂过去，从武昌下水就过不去了。十分钟，就刚好是我下水前十分钟，死了二百九十人。高等学校的学生横渡长江没技术，那中学生不守秩序，本来是两个人一排下去，前一排下去了，后一排才下去，结果没有一两分钟，70多个中学生一下子“嘭”地全部推下去，我们那时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时每次都是上十万人渡江，涌啊，涌啊，涌啊，我也涌不进去了。最后回去，两次都上不来，江边都是全要上去的人，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上来了，逃过一劫，那时候也不怕。那个年代，紧跟毛主席渡江，紧跟毛主席革命，这个口号就很厉害。

▲李尧津连续参与了3次渡江，第2次险中求胜。

我觉得人不要太盲目，要自己动脑，特别是政治上要有自己的主见，这条很重要。你们还在读书期间，才二十来岁，将来还要生活，起码要到八十来九十岁，切记不要盲目。社会是进步的，轰轰烈烈的大潮往前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现，要（懂得）分辨，要有主见。有些时候回过头来看，我那时候愚蠢了，跟着走，是盲目激进的决定。文革我们跟了十年，走在疯狂的第一线，不做学问，已经浪费了。但有些人不一样，不跟不看，依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是很对的。那些不跟的就叫保守派或是中间派，我们这些往前冲的就叫积极分子。

往下的路还很长，国家要发展要进步，这条（切忌盲目）是一定的。一个人不进则退，思想上也是一样。生活上要投资，学习上更要投资，就像投资股市，要善于判断。我入党也有几十年了，在华南师大文学院属于最老的，像我这样的没有几个了。五十年代我们就参加组织读书，属于要求进步的，但几十年里也有很多教训，不进步不行。不管怎样，回过来看，要求进步是应该的，好学进取是应该的。学生应该在各方面都朝前，思想、身体、学习要兼顾，同学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好，要尊重老师，一定要尊敬老师。

学无止境，最美夕阳

李老师：不管在读书求学阶段，还是出来工作，一定要记得，求学的四年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真正的课堂在你工作后才开始，不断挑战你的极限。你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你在这方面就要去积累。我现在退休了还会关心别的东西，文科的事情也关心，国家新闻也关心，经济上面的也可以，国家经济一片繁荣。除了学，还是学，人也要动脑筋想想，看看哪方面可以启发你。人生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唉，我学得差不多了”，不同阶段不同追求，就是这样。

到了像我这样八十多岁的老年阶段，都快要走了，一起工作的（同事），退休的老师，这几年走了不少。但是你仍然要学，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上，你要动脑筋。你们将来工作也是一样的，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要你去处理，那些关系比你在学生阶段要复杂多了。在社会上也是要自求进步，工作追求没有拘谨，要更上一层楼。生活上还有家庭方面要处理，如果结婚了有了小孩，你还要教育下一代，就是各方面都要学习，这是我人生的感悟。

我始终觉得一点，就是不断追求，没有止境。我现在就是用电脑，从第二条战线来看它，就是进攻、学习。我说的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现在是黄金四年。现在形容我们和英国的关系是“黄金时代”，大学四年就是黄金时代，不抓紧，真的就一下子溜了。我劝你们，在生活上少考虑，一心一意集中学习方面，学习是第一要务，政治上一定要进步，你不跟上时代，就会被淘汰。我们那个年代还能跟得上。

记者：老师，您现在还在学习电脑吗？

李老师：我不是学电脑，是学经济，从另外战线来养老。参与一下，每年能有一点收入去保健，去旅游。

记者：老师现在还会到处去旅游吗？

李老师：去。我跟周老师两个，有时候女儿女婿带着去，儿子很少带我们去，他们有他们的家。我女儿女婿在外面住，儿子就在这里住。他们走自己的路，都不接我们的班，不做教师。（我们）常常去旅游，今年才刚刚从印尼回来不久，去了十多天，主要是跟她的家人团聚。她八十二岁，我八十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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