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教授以“南洋郁达夫”为例，谈中国作家的海外“遭遇”
“珠江人文讲坛”系列报告第六十三讲暨跨界创意文化系列讲座之七
——刘俊教授以“南洋郁达夫”为例，谈中国作家的海外“遭遇”
2019年6月14日上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珠江人文讲坛”系列报告第六十三讲暨跨界创意文化系列讲座之七在教4栋303举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以“中国作家的海外‘遭遇’——以‘南洋郁达夫’为例”为题，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讲座由文学院凌逾教授主持，广州大学彭贵昌老师、文学院博士后徐诗颖以及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博研究生和选修《跨界创意》课程的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刘俊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海外“遭遇”包括“海外体验”和“被创作”两种类型，随后以“南洋郁达夫”为例，探讨郁达夫如何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介入到“南洋”的文学/文化建设之中。他指出，郁达夫“下南洋”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受陈仪之托去“南洋”进行政治宣传，长住并落户“南洋”并非他的考虑范围，因此，他在看取“南洋”或面对“南洋”发声的时候，都是以一个侨居在“南洋”的中国人身份进行思考、说话、写作。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在回答当地文艺青年的问题时所引发的“大作家”论争，对郁达夫本人及其后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紧接着，刘教授重点分析了黄锦树《M的失踪》《死在南方》《沉沦/补遗》《导言：叙事/大河的水声》《凿痕/刻背》等小说，概括出这些作品中郁达夫的形象人鬼难辨、华回混杂、骸骨时现，“荒诞感”十分突出。刘教授认为，这样的观照背后，与黄锦树追求马华文学的主体性密切相关——在“我”与“南洋”郁达夫的关系中，既寄寓着同构的“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关系，也隐含着“马华文学”要挣脱“中国文学”影响以便寻回“自己”的努力。
刘教授肯定了黄锦树所极力倡导的马华文学主体性/本土性所蕴含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过他同时认为，追求马华文学的主体性/本土性，以抗拒中华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性，或隐或显地刻印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提出的“大作家”论的影响痕迹，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影响的焦虑”。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性对马华文学的主体意识生成、在地化走势和文学独特性扩展，并不必然是一种妨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反而是马华文学得以成立并独自发展的最深厚、最广泛的基础；从根本上讲，只要马华文学是用汉字（华文、中文、汉语）进行写作/创作，那么负载于汉字（华文、中文、汉语）符码（能指）内的中华文化信息（所指），就会自然地留存在马华文学之中。
最后，刘教授总结道：在“南洋”郁达夫的身上，不但体现了中国作家海外影响的历史形态，而且还负载/集聚了华文文学不同区域（中国文学与“南洋”/东南亚/新马/马华文学）之间彼此复合互渗的复杂关系。
此次讲座，让我们目睹了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学者风采。在总结和讨论环节中，凌逾教授认为刘俊教授的演讲内容深入浅出、以小见大，是一次绝佳的“跨界”（跨地域、跨文化）范例。提问环节，刘俊教授耐心细致地回答了同学所提出的问题，比如：鲁迅与郁达夫在东南亚华文文学接受度不同的原因、新马华文作家在历史书写和未来叙事所采取策略之原因探析以及对当下现实的观照意义等。
撰稿：霍超群
摄影：何春桃
审核：凌逾、徐诗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