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庆祝建校九十周年”名家系列讲座 文学何处得以安放？ ——现代文学的又一次焦虑
2023年10月30日上午，由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庆祝建校九十周年”名家系列讲座之“文学何处得以安放——现代文学的又一次焦虑”在文学院三楼学术报告厅举行。讲座特别邀请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主讲。讲座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段吉方教授主持。文学院吴敏、凌逾、咸立强、刘潇雨、徐诗颖等老师，以及各专业硕博研究生70余人参加了讲座。
讲座开始前，文学院院长段吉方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刘勇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贡献，指出刘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对刘教授将几十年的生命体验融入学术研究的治学情怀表示钦佩，对刘教授莅临华南师大文学院开展讲座表示热烈欢迎。
刘勇教授首先从中山大学黄修己教授的“孤往”治学精神谈起。所谓“孤往”，一方面说的是学者有独立的见解，不附会，不跟风；另一方面则是指学者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血气，面临“明知不可为”的险境时仍能坚守自我立场，有独立的学术见解和精神定力。他认为，这既是黄修己先生的优秀品质，也是我们后辈学人应该传承的学术精神。
随后，刘勇教授简要介绍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背景。对现代文学学科研究史，几代学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上的现代文学学者（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钟敬文、李何林、李长之、郑敏等）进行了生动描述，勉励师生要不忘初心，继承与弘扬前辈学人的光荣传统，关注学校发展历程中普通学生、尤其是困难学生的独特性。
刘勇教授从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出发提出本学科在当下面临着长度不够和容量不足的两方面焦虑。一些学者把现代文学起点时间往前追溯至1912年，严家炎先生还上溯至1890年，认为当时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衫客传奇》具有现代因素，可以当作现代文学的起点。针对这一问题，刘勇教授指出，文学史的价值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它为文学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元素，历史起点不能被随意追加。“五四”时期是因为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改变和轰动，才被公认为新文学的起点。在空间容量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现代文学的研究内容太单一了，想把旧体诗词纳入其中。刘勇教授认为，作家创作现代文学作品与写旧体诗词的心境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做的不同事情不一定要归属于同一种类型。还有的学者认为通俗文学也应纳入现代文学研究范畴。刘勇教授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通俗文学有自身的特点，不必与现代文学混杂在一起。此外，海外华文也不宜简单地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范畴。虽然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有很多作家用华文写作，但他们的华文作品并不一定就是中国文学；正如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没有人认为是英国文学。
刘勇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的学术经验提出，现代文学本身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到位，譬如关于鲁迅就还有很多研究空间。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需要继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努力耕耘，记住和理解胡适的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对于经典作品，我们还需要再下苦功夫细细品读，例如曹禺的《雷雨》，还有诸多隐含的情节、话语和含义。
刘勇教授重点介绍了应该引起大家关注和可能引发焦虑的两条信息。一是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方案”明确调整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专业设置，指出要加快新文科建设，新文科要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文科的要求提到了很高的程度。教育部还要求推动文科之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意味着文科要与社会融合、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相融合，特别是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文学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时代结束了。二是在2023年国家社科指南推荐条目中“文学”被移到了“综合类”。这种迹象对研究文学的人是严重的警示，文学研究者应当有危机感。刘勇教授并不认为这不妥当。相反，他觉得把文学放在一个学科里，按照学科的单向思路去建设文学可能产生很多问题。为此，刘勇教授提出：文学是全人类最具个性化的门类；文学如果有规律，最大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没有规律就是文学的规律；文学不能一直按旧有的学科思路走下去，这是迟早要遇到的问题，最终需要妥善地解决。
那么，如何缓解现代文学的这些焦虑呢？刘勇教授指出，文学始终存在，不必过于焦虑；但面对新的形势，要化焦虑为主动，要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研究过程中要有学术的定力，不要盲目跟风。他说：一是不要跟形势的风，不要跟政治的风，文学研究不要随意挂上“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红色文化”“中国故事”“国际化”“大数据”之类的大招牌，这些国家层面上的大概念在进行文学研究时要慎重使用；二是不要跟学术的风，现在有一些论文随意使用“转型”“嬗变”“策略”“路径”“超越”等看起来很时髦的词语；作为严谨的文学研究者，要少用或者谨慎地使用这些词语；学术研究要遵循一个最简单的规律：是什么就是什么，把该写的内容具体地写好就行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刘勇教授还勉励师生们要努力实践“走城”的理念，迈开双脚去查找第一手资料，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自主探究。
现代文学在当下社会有没有“安身之所”呢？如何安放呢？刘勇教授强调，文学永远有安放的地方，文学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文学是人学”。人何处不有？何处不在？而眼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时代变化，特别是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刘勇教授举例说：著名作家孙犁是白洋淀养育的，反过来孙犁也让白洋淀闻名于世；有了孙犁，白洋淀的双黄鸭蛋大卖，这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是双向运动；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必须与家门口的孙犁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凸显自身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他认为，文化的精华是文学，文学研究有极大的空间，文学大有可为；即使文学不在社科指南的学科类别中，但是文学能到达的所有地方都有安身立命之处。他说：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说，任何学科、任何领域、任何事情走到深处都是文学；文学在哪里安放？可以说，文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安放，就看个人能不能找到安放的着力点。
吴敏老师讲述了听后感。她认为，刘勇教授的讲座视野宏阔、高瞻远瞩，有深刻的洞见，让人深受感动的同时又激活了思想；刘勇老师在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史、几代学人的历史描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现代文学的主要学者的大背景中，分析了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下学科专业调整和学科分类方面出现的焦虑和危机，又指明了以“人学”为中心的文学及其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强调学者的学术定力和心理定力；刘勇老师有大家和长者的风范，充满了学术热情和对后辈的关爱，不仅介绍了京津冀文学与大京派文化研究、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北京书写、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新时代的海洋文学书写、北京大学成立的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等新课题和新趋向，还讲述了具体的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和“走城”的实践研究理念，告诫后辈做学问要有学术的定力，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按部就班地走老路子，而要主动地找到自己的定位，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凌逾老师发言说，刘勇教授的讲座非常高端，具有大视野，每次演讲都激情澎湃，他对文学的热爱和痴迷，让人深深感动。凌老师还介绍了自己目前所做的跨界研究、香港报刊研究等，这些研究与刘勇教授的“文学何处安放”方向是一致的。咸立强老师说，自己读过刘勇教授的很多文章，很有收获。他还就郭沫若研究的具体问题与刘勇教授交流了看法。
讲座最后，同学们踊跃地向刘勇教授提问。有同学提出了文学市场化、纯文学是否会消亡的问题。刘勇教授以《平凡的世界》为例认为，许多人喜欢未必就是好作品，文学的流行和大众化与文学本身的价值要分开；此外，他不认为有所谓的“纯文学”，文学作品总是与时代、政治、历史结合在一起，不存在“消失”的问题。他认为，纯文学是一种境界、一种愿望、一种理想；文学的复杂性在于每个人对文学都有不同的看法，文学没有固定的标准，这是文学的特点，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还有同学提出了“新文科”回答当前中国问题的可行性问题。刘勇教授回答说，要现代作家作品回答当下中国的问题，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现代作家作品只能对今天的问题进行部分的回应，文学有阶段性、时间性；今天的问题有待于今天的作家和研究者去解决。
讲座气氛热烈，时间延长了半个多小时，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久久地沉浸在现代文学研究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的热情之中。讲座开拓了师生的研究视野，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撰稿：谢小龙
拍摄：李未来
初审：吴敏、崔丹
终审：段吉方 马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