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学术价值
2024年5月17日上午10点，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讲座在文学院三楼学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金宏宇教授发表了题为“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学术价值”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文学院吴敏教授主持，段吉方院长、李永中教授、咸立强教授、侯桂新副教授、徐诗颖副教授及现场50余名学生共同参与了本次学术活动。
讲座伊始，金宏宇教授以春景山花、敬畏之心、诗情诗兴开篇，说明了编年史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资源意义及其悠久历史与研究沿革，其演讲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以编年体来写现当代文学史是一种新的写史实践。金教授指出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谢冕等主编的十一卷本《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初具编年体雏形，其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是更完善的实践。正式的编年史实践始于21世纪，编入了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约25种的文学类型，如刘福春的《新诗纪事》，刘勇、李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张健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面对如此大体量的文学史重写的现象，金宏宇教授认为其背后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现代文学史料派的推动。社科院的马良春先生、樊骏先生、鲁湘元先生等人推动形成了史料学派，其所在的社科院文学所贡献了六部文学史带动了编年史的写作。二是借鉴了古典文学学者八十年代做中国古典文学编年史的研究方法。
第二，编年史要从语义学和发生学的角度来谈，其体例从“时间”加“事”的角度来理解。编年史最早的基本形态是西晋杜预的《春秋》，采用的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写作形态，即时间加事。金教授认为编年体中的“时”是指线性时间，“事”是事实与事件，个人与集体的文学事实或文学事件都会进入编年史。金教授指出编年体的编排涉及到年时月日的排列方式，首先是时间起讫的问题，其次是时间链的问题。而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一般都按照公历编排，总体意识略显薄弱。如刘福春的《新诗编年史》收录的胡适五卅日记所记事件中公元时间、民国时间和帝王时间重合了。金教授认为编年史整理和强化了时间和事件的关系，“时间加事”生发出新的意义，产生新的有机关联，激发出新的价值。
第三，阐释编年史体的体式与特点的问题。金宏宇教授认为，编年体史的体式介于“编”与“述”之间，是一种“编述”，既有编的成分也有述的成分。金教授还提到具体的编撰的体例问题。为了突出学术表现力，编年史常采用一些小结构，如作家小传，广告体等。金教授认为编年史体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文献性、工具性、学术性等。
第四，提出编年史体是改体重写的文学史，是一种纠偏式、颠覆式的文学史写作。金宏宇教授从论述体史与编年史体的区别、编年史体的分类、编年史体的学术价值这三个角度，阐释了编年史体是一种更具有学术力量的文学史。金教授从事件和时间的选择、文学史料和史实的融合程度、意识形态、结构这几个方面指出，编年史体是历史全程性叙述，平等叙述作家和文学事件，没有文学、历史、政治的价值判断预设，结构多样开放，且叙述了纯文学之外的杂文学，较完整地复原文学史历史上的曾在。关于编年史体的分类，金教授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可查，因其体量庞大可当作工具书，如刘勇、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二是可读，叙述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如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三是既可查又可读，如刘福春、张大民、陈思广编写的编年史。金教授从学术价值的角度将编年史体分为集体编写和个人编写。金教授还指出编年史体存在易流于零碎割裂和时间安排错误的问题。
金教授演讲完毕，讲座进行到教师总结和学生提问环节，吴敏教授、李永中教授、侯桂新副教授，咸立强教授分别进行总结发言。吴敏教授从三个维度、两个意义概括了金教授广阔的研究领域与丰硕研究成果；李永中教授认为金教授的演讲引人深思并引发做编年史时是否有一个潜在的文学观念的思考；侯桂新副教授认为金教授的演讲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思考角度；咸立强教授认为金教授的演讲引发对钱理群老师选《花之寺》广告时为什么是选择在《洪水》杂志刊登的思考。正如主持人吴敏教授所言，金宏宇教授的讲座是为学与为人的双重学习，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本场讲座圆满结束。
文案|李依 王晔
摄影|林青美 李依
初审|李永中
复审|马茂军 张杰
终审|段吉方 姚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