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荣教授揭秘明代商业出版如何重塑士商“新文学”
2025年3月10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历史系、东亚系荣休教授周启荣先生莅临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以《新文化史与中国文学研究：明代商业出版与士商社会的“新文学”》为题，带来一场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学史前沿研讨。讲座通过剖析明代商业出版与士商阶层的互动，揭示了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文化动力，引发听众对文学史书写的重新思考。
一、新文化史：解构传统史学的新视角
周启荣教授开篇即指出，新文化史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史学对政治、经济的单一聚焦，转而从“文化作为社会实践”的角度，重新解读历史变迁。他援引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学说，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超附文本”（paratexts）等理论，强调文化不仅是观念的集合，更是物质载体（如书籍）、社会关系与权力网络的复合体。例如，明代商业印刷技术的普及，不仅降低了书籍成本，更重构了知识传播的物理空间。另一方面，商业出版使士人阶层得以突破科举制度的桎梏而有其他“治生”的途径，进而在“艺文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中获得话语影响力。
二、士商崛起：商业出版催生的文化新势力
周启荣教授使用“士商”（mercantile literati）作为分析概念，用以描述“士”与“商”两个阶层融合的现象。科举限额造成大量“剩余士人”不得不投身其他职业，从事艺文服务。这种跨界身份催生了全新的文学形态：一是文体革新。小说、戏曲、小品文取代传统诗文，成为表达世俗情感的主流载体；二是语言转向。雅俗交融的“白话”与方言进入文学书写，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声音；三是价值观重构，即以“情”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挑战程朱理学。如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的宣言，将男女之情、兄弟之谊提升至道德高度。周启荣教授特别强调，士商阶层通过超附文本（如序跋、评点）解构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宣称“小说戏曲弘道之效胜于六经”，这一观点与李贽“童心说”遥相呼应，彰显了晚明思想界的叛逆精神。
三、场域交锋：文权下移与知识生产变革
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框架下，周启荣分析了晚明文化权力的重组。商业印刷的扩张打破了官方对知识的垄断，士商群体通过创办书院、刊刻丛书（如《经世文编》）、组织文社（如复社），逐步掌握话语权。他们制定的科举范文标准、推广的通俗文学范式，甚至影响了朝廷的文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士商阶层挑战了传统文人的权威，但其并未完全颠覆科举制度。周启荣教授指出，明代“正文体”运动的屡次失败，恰恰印证了新兴文化力量与传统体制的复杂博弈——文权下移不等于权威消解，而是催生出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讲座尾声，周启荣与现场师生展开对话。现场师生从明清古文选本、晚明文学思潮、晚明中西交流史等多种角度提问，周启荣教授均作出精彩回答。华南师范大学特聘副研究员程听主持总结时认为，周启荣教授的思路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在阅读中国古代文献时，后现代文艺理论诸如福柯、布迪厄等人对于“权力”“象征资本”的理解，时刻提醒我们需要以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目光阅读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