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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28期节选

发布时间:2007-04-18 01:08:00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霸位,你霸的是什么?

□ 陈温馨

       《北京娱乐信报》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一位考研的男生告诉记者,他向同学收取“占座费”,每月能收入近千元。“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在图书馆等开门,帮别人占座位,五元一个人……”

    图书馆、教室,谁家天下?             

有人将霸位喻为是大学生存的基本技能之一,从中可一窥这现象的普遍和人们对其习以为常。作为大学生,相信大家对这一暧昧事件都深有体会和感慨。我们是其既得利益者又是深受其害者,如何界定它实在是由于身在庐山而难以定夺。

       局外人难以想象大学生不约而同一窝蜂地争夺战地的艰辛,更难以体验冒着丢失霸位工具危险但一如既往的勇气和提心吊胆。霸位有很多原因,关键是人们从中能得到很多利益,因此它才蓬勃至今,长盛不衰。上课、讲座,学生为了争夺“风水宝位”;自习,学生为了占据好位;在特殊时期,譬如过级前夕,考研临近,尤其是期末考试,学生为拥有一个舒心的位置攻关更是不择手段,霸位就如家常便饭。座位紧俏炙手可热似乎反映了高涨学习热情、浓厚学术氛围,使人备感欣喜,毕竟喧嚣的社会有一方气氛浓厚的学习伊甸园。但是假如我们深入了解,往往会失望。因为在貌似“座无虚席”下,其实很多被占之位长久空空如也,浪费资源不说,还剥夺了认真学习者的空间,这就无法容忍了。霸位还会破坏秩序,尤其是高年级学生经常一人占好几个位,位置长久占着但人又没来,这样往往损坏“先到先得公平竞争”的原则。另外霸位这看似无足挂齿的事件常常导致很多不必要的口角、牢骚和争闹。一个本该安宁与世无争的校园,实际上烽烟四起喧闹芜杂,不谐之音此起彼伏。

       霸位这一普遍现象内在潜藏很多隐秘的心理。其一就是我们心中的“小民意识”———“有便宜不放过”、“先下手为强”、“有杀错没放过”、“不占白便宜人家”等想法,这就足使众多学子心安理得乐享霸位成果。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狭隘集体意识”。高年级学生实行的决不是个人行动战略,他们将其“作战”美其名曰为“合作战略”。一个同学帮自己一群“兄弟姐妹”霸位,使“座无虚席”彻底颠覆了本来面貌,物代替人成为座位的主人,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叹。即使很早去课室,你也会见到不少物什摆在那,唏嘘也罢、喟叹也罢,好位总与你无缘。霸位其实就像一只隐形的手扼杀学生的积极性。另外,人满为患的假象也使人灰心丧气。这种恶习常常弄得欲学习者难以学习,严重污染学习空气。霸位从根本上还凸显了人们的劣性,有些学生,包括我,其实也深知这种行为不好,但是自己受益其中而且形成惯性难以离弃,惴惴不安却又一如既往坚持到底,即使被侧目也找出种种借口来搪塞,明知它是一种极自私的行为但还是情不自禁干下去。唉,急流抽身难。

       追讨霸位好不好,其实只要我们置身事外进行利弊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它本身命名就带有暴力性质,更不用说其带来负面影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不足取的。于己而言,霸位也有损个人形象,更无气质可言。而我们追求如兰淑女形象并不难,只是要从细微处检点自己的某些因惯性留下的坏习惯,并留心更正就好。正如治学最高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我们每个人都从自我做起严格要求自己时,校园还将是适合我们的宁静和谐的学习圣地。

                                               原载《文学报》29期第一版

 

 

冷眼旁观文化场之二“热点”

                                                        □ 邓玉环(老师)

风起云涌绝不平静的2006年刚过,各类报刊网络上便出现了由各路专家学者权威评选出来的十大或N大文化(或其他名目)热点,盘点得风生水起,不亦乐乎。这类盘点,如同商家年末的利润结算,总会让人心满意足或者忧心忡忡。

文化场上的热闹照例吸引了众多的看客和说客,能够引起大众纷争的各个热点都在被不断评说着,参与固然是一种姿态,但对“热点”的关注需要积极投入,更要冷静思考,于是冷眼旁观不失为一种更为客观的姿态。

网络评选出的十大热点中,与文学有牵扯的话题比例不小,姑且随意选择其中之二凑个热闹,使众声喧哗的声音更嘈杂些。

首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网络恶搞与解构崇高。恶搞究竟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没必要追究这些,反正忽然之间就看到“恶搞”风行于网络,铺天盖地势不可挡。胡戈的《一个馒头的血案》恶搞陈凯歌的《无极》,使得“恶搞”成为2006年网络最为火爆的话题。2006年底,被无数图片恶搞过的网络红人“小胖”,因太过出名,本人被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请到节目现场现身说法;数不胜数的网络恶搞被人们所熟知:“国学辣妹”妄言“勾引孔子重振国学”;“红色经典”被恶搞,《闪闪的红星》被恶搞成“幸运五十二”,并未与现代人有任何冤仇的潘冬子被诬蔑参加了青歌赛,还认潘石屹当了爹;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红色娘子军”去了洗浴城;雷锋叔叔的名字上了安全套;而《开国大典》则被某饭庄篡改成了“开饭大典”。慈禧可以武功超群,唐僧可以有婚外恋;而《满城尽带黄金甲》刚放映不久,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大片被恶搞的命运……2006年是恶搞最为流行的一年,因此,国内媒体在年终盘点的时候很多将2006年称作“恶搞元年”。

最初“恶搞”给人带来新鲜感和痛快感渐渐被越来越多的恶搞行为败坏了胃口之后,相信大众也逐渐对这种“文化恶作剧”产生了一丝厌倦。其实恶搞的本质仍然不能摆脱90年代以来“解构崇高”的文化思潮,它的出现并不新奇——只要世俗不要精神,只要卑微不要崇高,进而仇视一切精神升华和崇高价值,把自己所不能理解的精神维度和价值高度,统统斥之为“伪”——伪理想、伪精神、伪崇高。或许正因为某些“假崇高”、“伪崇高”的东西存在太久,人们厌恶那些长期“一本正经”的假面目,盼望着什么时候让这些伪装的面孔被戳破、出洋相,这种社会心理需求的累积必然引发文化颠覆和解构的热潮,大众借助网络这个相对自由、开放的领域,揭开“伪崇高”们虚伪的面纱,露出可笑可鄙的一面,使得原本外表看似金壁辉煌的大厦轰然倒塌,从中获得一种痛快淋漓的释放感。

然而仅有破坏没有建设是不够的,仅有“破”无“立”,难以建设出一个新的,更为“合理”的真实世界。正如天津工大教授韩秋月对课堂上接茬恶搞的学生说,如果你一定认为李白“静夜思”是想女人了,那么请拿出证据来,写出论文,我帮你发表。网络恶搞的初衷和目的如果仅仅停留在孩童式的恶作剧之乐上,那么它存在的时间必然有限,一定会随着社会年龄的增长、心理的成熟而失去存在的基础。从崇高这个角度,制止恶搞的方法就是使崇高的东西变得真正崇高,不崇高的还原为世俗——世俗怎么了?我们谁不世俗呢?

另一个话题则是韩白之争与文坛“代沟”。这是一个韩寒与白烨论战后又导致众人混战的文坛事件。2006224日,白烨在新浪博客上贴文《80后的现状与未来》,该文认为韩寒的作品“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关系”,并对“80后”提出了批评。32日,韩寒在新浪博客上贴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作出强烈回应,与白烨单挑。韩寒的激烈回应据称是故意炒作的结果,因其激烈的言词和态度一下子扩大了事态的严重性,不仅攻击“文坛”,攻击“评奖”,甚至开始进行人身攻击。可是这场“韩白之争”怎么看都像一场奇怪的打斗,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好像中国传统武术遇上了西方的拳击,对手出拳方式根本不是一个套路!原本正常的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坛众人混战。这无疑是2006年文坛的一大“盛事”。

这场战事以多位当事人关闭博客而走向了尾声,历时1个月不仅吸引了众多看客的眼球,媒体炒作也使得这场混战显得更加硝烟弥漫。韩寒毫无惧色,尽显“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风格,将自己的前辈们骂得狗血喷头,大涨了韩寒以及韩寒粉丝们的士气,“文坛是个屁”至今还为某些人津津乐道。但毫无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可言的一场战事让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无不胆寒。正常的学术讨论、严肃的道德拷问在乱拳齐下的混战中,早已显得有气无力、面色苍白。文坛“代沟”和分歧的严峻性显露出来,也反映了当今的浅阅读和泛娱乐化时代文学的悲哀。

 

 

   

春天里的一次围炉夜话

——谈谈咱们文学院人

    笔者原想用最原生态的方法来保留这段记录,因为倾心的谈话,不需要太多的铺垫和修饰,我们试图了解到最真的想法。我们的访谈,有直接面谈,有笔访,也有QQ聊天……形式不一而足。希望你听到的,是他们心跳的声音;希望春天的谈话,带出秋天的期盼。

 

未来是一段长度

       文学报:如果能用一种东西象征未来,你愿意选择什么?如果用一段距离去丈量,它离你有多远?

       小琼(06级):生活没有答案,而智者指着天上的月亮。有的人总在强调自己的梦想,好让别人相信,也让自己相信;有的人不相信未来,他说路在脚下。拥有梦想的人和没有梦想的人一样活着。至于未来,有时很近,有时很远。当我们尚且没有太多资本去拥趸时,谈未来是否太过遥远?只怕构造好一幅甜美画面,而残酷的现实又把它粉碎。爱幻想的人,似乎是一个天生的胆小鬼,压抑地寄托未来。爱做梦的人,他的未来难以跳出假设的陷阱。

       文学报:所以你拒绝把未来看作是梦?

       小琼:梦,作为廉价的享受,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我们把将来镌刻在脑海里,等待时间的考验。笑笑,昔日走过,未来是剩下的人生。等候的是辉煌,还是暮年感伤?如果我们不能给它下个结论,未来不过是浪费的文字。但我们都始终期待,即使不一定比现在好。把未来无限量延长,再延长,始终在前方,年轻人应该梦想。等待,等待漫长的等待……

       文学报:那为什么还会对未来充满想法?

       小琼:因为我们都拥有它,却不了解它,又急着想知道结果。未来是一段长度,不是所谓的一个点。走不出去,始终走不出去。我们害怕提及它,而又重复提起它。于是制造了一个个假象。故事慢慢远去,渐不被提起,成为传说,那是些曾属于某些人的未来。未来是存在的,只要不被错过。有多远?大概就是指飞机上伸手摘星的距离。

       A06级)上学期我们开展过主题为“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特团活动,其实我觉得“我的未来不是梦”它不单纯是个主题,它更是一句誓言,它爆发之时就系着我们的希望,也鞭笞着我们坚定地朝这个方向进发,让梦想的阳光照进现实。

 

学生工作与“入世”

       文学报:不知这个比喻恰当与否,有人按做学生工作与否,把大学生分为“出世”和“入世”。作为一个“入世”者,你有什么体会?

       Eachy04级):我不觉得我们如何“入世”了,我们都是学生,学生之间是不该划清界限的。         

       我认为我是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无论用什么言语表达出来,在别人看来,都有做作之嫌,说不定还会令人肉酸。我相信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有真正的体验。毕竟,在四年中,你曾经爱过一些东西,你曾经为它付出,就算这种付出在外人看来是很无谓的。做得不好的时候,你会为它难过;成功的时候,你会为它高兴。

       也许,有的人会很鄙视做社团工作的人,总是带着一种调侃的口吻与之对话。有人就曾经评价大学的社团活动“不过是一群孩子在玩而已”,也有人指出某些社团工作的形式化。这些我不想争辩,但是你换一种立场去考虑,或许你的观点会有所改变,至少不会喊得太大声。

       文学报:俗语云,旁观者清。负责一项活动,虽是煞费苦心,但结果总有瑕疵,你又会怎么看待?

       Eachy:其实,当局者也未必就“迷”。我觉得活动成功与否,是有许多判断标准的。而活动的组织者,大致对自己搞的活动的成效———出彩与否、成功与否,或多或少也会有反思。我们大可不必大加指责。每个人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体验,这些经历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都会有所总结。做社团工作,客观地说,“崇高”地说,是为校园建设出一份力。校园活动无论是谁在搞,总有人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主观地讲,就是给自己成长和锻炼的机会。我相信一个乐于进取的

 

人,会总结自己的一言一行。况且,学生活动,本来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条件限制,不尽人意的地方是无法避免的。当然,明显的策划不足、创意缺乏才是活动组织者和审批者更应该思考的。

       做事情总会有压力的。但难道有压力就什么都不做了吗?大学里,有多少同学不挂那么一“官”半职?既然如此,当别人有压力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自己也同样有过相似的经历,自己也或许在经历压力后成长了许多,那么还有必要有太多的抱怨甚至“鄙视”吗?

       我想引用我们院一个干部的话:“负责,就是我们成功的一个筹码!”

 

艺如花,一瓣一瓣,都绚烂

       文学报:把大学课余生活比喻成一个十份的饼状图,文艺占其中多少份?

       郭燕佳(04级):文艺的概念很宽泛,我想比较多的人关注的是我的舞台经历,而事实上像文学、绘画和手工等艺术门类我也都很喜欢,这些都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把这些喜好都叠加在一起画入我课余生活的饼状图,我想差不多已经覆盖所有的区域了。我在舞蹈方面付出心血确实是最多的,但这种努力不只在表演艺术本身,它和我的社团工作交叉,台前幕后工作的累积,无意中成了我课余生活的一条主线。

       文学报:一个人的特长和兴趣,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应该说,到现在,你也经历了不少精彩,在此之前,你有想过你的大学是这样的吗?

       郭燕佳:我有我的期待,但不会过分去思考未来,曾经的我也是在这种思维下一路成长的。考入理想大学是我的目标,其间没有更多的遐想。我的生活阅历有点不一样,每个时间段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小学时的我基本都是用心读书,初中时喜欢写作和画画,高中时经常做手工,大学时才花那么多时间跳舞。应该是小学时的基础打得牢固吧,往后的时间里我没有特别勤奋地读书,成绩还过得去,我也就放任自己做喜欢的事情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样子。走好当前的每一步路,未来的行程,我无法预料也觉得没有必要细细规划,把好舵就足够了。

      

       文学报:有人说,中文系的女子多才多艺(当然,“中文系”一词是观念上的),你对此怎么看?

       郭燕佳:我觉得多才多艺不是中文系女子的专利,只是因为课程安排的缘故,我们比其他学院的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置身艺术,去领悟和展示吧。我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才华,不过我始终相信艺术是相通的,文学感悟转移到其他艺术类别中,我们的专业素养和文人特质就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中文系的女子,也许就多了一点心思细腻和多情善感,对着充满美感的艺术心驰神往、跃跃欲试,所以常常在不经意间透出一丝丝所谓的才气吧。

       文学报:一个人的经历往往成为其素养的积累。你的经历给你的专业学习、对事对人的看法,或者更夸张地说,人生,带来什么?有深入地想过吗?

       郭燕佳:一种生命体验很可能让生活轨道转变,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当初报考华师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的基本定位就是人民教师;频繁的演出再加上多次的幕后工作,让我动了当晚会策划人的念头。不过现在始终在做自己的本分工作,暂时还没有更多思想迁移的迹象。如果问我能从文艺这一块能得到什么教益的话,我觉得我的舞台包括幕后经历,让我懂得去领会生活细节,咀嚼感动;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尽量做到开阔胸襟,临阵不乱,能屈能伸。

     

       文学报:文学院很多人都喜欢回想过去,假如给你的大学做一个短片,你最先想到的,会在里边放入什么?

      郭燕佳:我想能放进去的大概也只有我的舞台经历了。曾经有朋友找我拍纪录片,他跟拍了我好几场演出之后就我的其他生活方式进行采访,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给他更丰富的,或者说有新亮点的回答。我是比较低调的人,简单的大学生活里,没有爱情,没有出游,只有一场场的演出替我载录求学历程,我想它不仅是我最先想到会放入短片中的材料,而且应该会是有且仅有的材料,无形中它已经成为我茶余饭后最华丽的谈资了。

 

 

现世与理想———大四的回望

       文学报:大学四年即将过去了,就你理解,你怎么看大学的现世与理想?

       晓来(03级):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少了很多很实在的东西,很多人遗憾学到的东西太少;而大学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能通过它学到什么。

       文学报:那你觉得你的理想达到了吗?

       晓来:没有,至少没有全部达到。但又好像不能怪大学,不能怪教育。当然我交了大学之友,呵呵……

       文学报:是的,友情也给大学添色不少。你刚才说“大学少了很多很实在的东西”,这些实在的东西除了知识外,还有其他吗?

       晓来:是青年人应有的激情,这种激情不是指参加某个社团,不是指当主席、部长。激情,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是我们班蔡晓星为了《师大青年》付出心血;二是曾文升等人创立阳光义教队。这些远远比搞什么活动、大赛都要实在得多。当然其他活动也是需要的,但这些很实在的激情却少了。

       文学报:对师弟师妹们这些后来者,你有什么体验跟我们分享吗?

       晓来:一、坚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有自己的特色;二、既然到了一个城市,而且生活四年,就要学会去了解它,熟悉它的历史文化、饮食等等;三、结交一些有趣的人,朋友间接介绍的、网上认识的、偶遇的……它会让你的思维轻盈,不过结交朋友要小心;四、文学院的学生发表一些文字,一定要的,但不要老是一些风花雪月和怨天尤人的东西。 这些是我曾经对自己的要求,但第一条我就没有做到。

      

       人生总在得失间,生活难免有些遗撼,保留着这种宽容,我想我们可以活得更潇洒。但是,我们更愿意把潇洒放在心里,以一种谦虚的姿态,低头,因为希望,蛰伏在脚下。

(采访/整理:陈坤、陈美琼)

编后语:这个版面,从策划到成稿,其实是很匆忙的。我们遗憾自己生活其中几年,却对周围的人了解得不多。生活应该怎么过,我们也无法提供一个参考系,歌到歇处总有斜阳,总有夜晚,我们就在这个时刻,试图了解更多。

                                               原载《文学报》29期第三版

 

 

遥远的呼兰河

□ 唐伟

我本想写下“我、萧红与《呼兰河传》”这个名字。不为别的。因为,我觉得我、萧红与呼兰河之间有点联系:我们三个,两两之间都是遥远的。

我离萧红是遥远的。她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我却生于二十世纪末还跨越到二十一世纪。她生活的世界是黑暗而狭窄的,而我生活在明媚广阔的蓝天下。

呼兰河离我是遥远的。它远在辽阔国土的那一头静静流淌,而我在这一头;《呼兰河传》里的呼兰河离我也是遥远的,它远在时间流沙掩埋了大半个世纪的那一头,而我在这一头。

我也感觉,萧红与呼兰河是遥远的。呼兰河远在“我”的美好的童年,当萧红用笔写下这条河流之畔的故事时,处境与她理想中的呼兰河时期大相径庭;自从萧红与家族决裂到最后萧红客死异乡,不论生前,至今骨灰也未回到故土。

然而,萧红与《呼兰河传》却让我感到亲切:似乎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但我说不出是什么。

《呼兰河传》也许不是阅读首选,可是我喜欢《呼兰河传》,时刻愿意它领着我去体味当时的生活。

萧红散漫的笔调、随意的情节选取、大大方方的段落衔接刚好适于叙述那悠闲的乡村生活,多么自然,对于我这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来说,又是多么亲切。

严冬,大地冻裂了。卖馒头的老人滑了一跤,馒头撒了,路人趁老头不注意拣起馒头塞到嘴里。老头爬起来,把馒头数了数,不对数。于是向着吃他馒头的人叫嚷着:“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卖麻花的高声叫卖,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于是买的、不买的,老人、小孩……凡听到叫卖的人都要看看筐子里的麻花,并且要逐个摸过。于是麻花经过大大小小一双双的手都变成黑的。卖麻花的并不生气。

……

“我”与祖父的感情是很深无疑了,于是大段的文字用来描写祖孙之间的小故事。在后花园玩耍、给祖父戴玫瑰花惹来笑话、祖父教小孙女背诗等等。一段段朴实的描述,一幕幕温馨的画面,勾勒出了一对祖孙之间的快乐生活。

我深深地怀恋那种纯朴的乡村生活,羡慕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时时为祖孙俩的隔代亲情所感染。那样的生活状态,是我与萧红精神的彼岸。

然而,那种生活状态的另一面,也让我们心中有着共同的隐痛,却只能默默地旁观,至多是一点一点地描绘下来。一如在面对自己一往情深的爱人,任何缺陷也不敢明指。实在是不忍直接地斥责或批判。所以,是隐痛。

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死了。她长得太快,来婆家第一天第一顿饭就吃了三碗,整天嚷着“我要回家”……大家觉得这就不规矩,所以她“该”挨打。婆婆打,打得连喊带叫的;叔公打,吊在大梁上,用鞭子狠狠地抽;甚至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婆婆说:“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

团圆媳妇被折磨病了。她婆婆慌了,花那么多钱买来的媳妇总不能这么白白死了吧?于是跳大神:大神说让团圆媳妇出马。怎么行?出马就等于死了呀。有善心的人们都七嘴八舌、一个偏方一个邪令地出主意。团圆媳妇陆续地试验了那些主意:“吃一个全毛的鸡,连毛带腿地吃下去”;按另一个偏方,婆婆弄来了半斤猪肉(为了便宜,就用瘟猪肉吧,“那是治病,也不是吃,又有什么关系”);再不行,就找了个道人抽帖,也不好;最后,一边跳大神,一边把团圆媳妇浸到一大缸滚熟的热水里,团圆媳妇自然又叫又跳,依旧被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头上浇,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了又抬进缸里浇热水……小团圆媳妇死了。大家觉得没热闹看,散了。

我们痛,因为那里有数不清的“小团圆媳妇”;因为人们对这悲剧居然是习以为常的,团圆媳妇受的折磨竟然是一场热闹;更因为这确是真实的农村生活的部分写照……萧红见证了她那个年代的这种悲剧,现在的我仍然见证过这种悲剧。悲剧的尽头究竟在哪里?

遥远的呼兰河,流淌着萧红的快乐和忧伤。还有我的……

                                          原载《文学报》29期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