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班服我做主 □周慧娴 近年来，大学校园内掀起了一股班服潮流。随着运动会的开展，班服更是成为校园里一道明媚的风景线。班服已经逐渐融入校园文化，给大学生活增添了一笔绚丽的色彩。 大多数学生一向把中规中矩的校服束之高阁，而班服的兴起恰恰弥补了校服的不足之处，还给校园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色彩。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传统、朴实的校服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要求和个性追求。统一着装压抑了个性的展示与美感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强制的意味。千篇一律的造型与单调乏味的设计甚至使学生对校服产生了抵触的心理。 这是一个张扬个性、崇尚自由的时代。班服的出现与流行正好迎合了年轻学子们追求独特、拒绝同化的呼唤。笔者发现，有的班服在衣服上画有卡通人物形象，有的班服印有座右铭或班级口号，有的班服以班徽为主要图案，更有班服在背面印上了全班同学的名字，这些创意都不得不让人赞叹。班服的颜色与款式同样丰富多彩。赤橙黄绿青蓝紫，缤纷的色彩让人赏心悦目。渗透着独特的班级文化与不同的专业背景，总在不经意间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文学院某班的班服，文字是小篆复古繁体，衣服正面以泼墨山水为背景图，背面则印有古老的中国印章，让人感受到文学院学子扑面而来的浓郁深厚的人文底蕴。 与传统校服相比，班服在各方面都有更大的进步和优势。首先，班服是由民主方式产生的。先由各班学生自主思考设计，然后通过民主投票，再选出大家一致认可的颜色与款式。DIY作品使学生的独创精神得以发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学生自己设计班服，从构思款式到选择面料，再到联系制作厂家，都锻炼了动手操作与实践能力，开发了创意设计的潜能。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在共同设计班服的过程中增强了班级凝聚力与集体荣誉感，培养了团结协作的精神。其次，班服设计紧跟时代步伐，充满创意与班级特色，是大学生们彰显个性的载体。大学生们不仅仅满足于衣服图案的多样变化与个性艺术字的“出位”，还开始在裁减与样式上下功夫，同时还不忘追求“搞怪”、“酷毙”的另类潮流。如音乐学院某班班服为U形领口，腰身短，显身材，集性感、前卫、时尚于一衣。班服在色彩上更明艳、更靓丽，在款式上更新颖、更开放，符合学子们的爱美心理，让大学生们穿得自信、活得出彩。另外，DIY班服约在20-30元间，价格适中，在大学生经济的可承受范围内。学生们穿班服参加校园活动时形成一个统一整齐的方阵，清晰地以班级特色区分开其他班级，这能强化学生作为班级一份子的责任感与光荣感。作为凝聚班级体的象征，班服将成为日后大家回忆美好大学生活的珍贵纪念物。 班服风靡校园的现象引起了社会与师生的共同关注。然而，班服在校园内蔚然成风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论。据笔者调查，部分同学认为有些班服盲目追求个性，设计过于夸张，有伤大雅，穿了像是社会青年，不符合学生形象。另外，也有同学认为班服无异于校服的异化。弘扬个性无可厚非，但也无需通过制定班服来体现，班服只不过是缩小了校服趋向统一的范围。并且，班服的使用次数较少，购买班服是一种浪费。 笔者认为，班服的兴起不仅是大学生自主意识强化与自我表现意识大大增强的表现，更是校园文化蓬勃发展和多元、开放的价值取向的体现。班服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值得喝彩，当然，大家对于另类新生事物的包容，是这道风景背后更值得令人为之喝彩的。 （原载于《文学报》37期一版）
反思与审判 □张晓欣 谢晋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是举起反思与审判的火把，伸向隐晦的苍穹，映红了皱纹痉挛的史实——异常刺目。 不跳出历史，便不知道历史的荒诞。若荒诞只成为谈资，甚至根本不被提起时，必然导致重蹈覆辙的悲剧。作为艺术家，良心和责任迫使谢晋在逆流中审视历史；作为灾难的“幸存者”，负疚和自谴迫使谢晋在缄默中审判自己，通过他独特的艺术方式。 剧中人物罗群，在政治逻辑、民主制度和社会公正丧失之下，仍坚守自我信念，这份坚守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逆境中的“乐观”或“反抗”，它体现着谢晋的理想。有评论说，谢晋本身就是一位命运坎坷的知识分子，反思三部曲中描绘的人物都带有他自我的痕迹。与其说罗群有谢晋的缩影，我以为，不如说罗群在某种意义上是谢晋的理想。从罗群以穿皮夹克背长猎枪的具有贵族情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出场，到在石碑旁对封建思想势力的抨击，再到在“思想改造”时提出“抓资源，做规划，搞建设”意见，一直到政治压迫下真理原则的坚守，无不彰显着先进知识分子的独特个人魅力——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垂涎着。同时，伴随浓烈的悲剧气息，罗群是不折不扣的入世英雄。因此，在革命举步维艰时，罗群仍然坚信政治逻辑和爱情承诺，有如他在劳改过程中对冯晴岚说，“有人把我开除了，革命没有开除我，人民没有开除我，我自己更没有开除我自己”。罗群没有秦书田般任他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的疯癫与潇洒；也没有许灵均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健康与快乐的单纯和质朴，他一生贡献给政治改革。英雄形象的罗群是谢晋与世抗衡的理想在“现实”中的演绎。 谢晋通过描绘心目中的英雄的悲惨命运来批判和反思抹灭人格的政治混沌现实，同时也是为了最终完成自我审判。英雄情结来源于现实的英雄缺失。剧中越是对罗群革命信念的歌颂，越是映射了其内心对自私、懦弱的疚责。为什么自己不能成为英雄？恐怕能扪心自问的人不多，敢宣扬问责的更少之又少，谢晋是忠诚的极少数。 很多时候，评价一部作品，问责的忠诚与否是最重要的标准。中国由于过多重视对儒家道德的表现而导致艺术的现实主义弱化，很多电影作品都回避现实，缺少冷酷的心灵审判精神。谢晋敢于塑造正面人物罗群被政治压迫的悲剧形象，无疑向反思文艺迈出一大步。 然而艺术家的自省和审判从来不是私事，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只有与现实站在同一契合点上，它才是伟大的。在这一点上，谢晋是敏感的。1980年，拨乱反正基本完成，错乱的季节渐去渐远，有人在为侥幸沾沾自喜，也有人在自我安慰中寻求消弭痛苦的途径，为此，他们不惜掩目前行。但盲目招致愚昧，《天》就借宋薇作为忏悔者的追忆反思，带领观众实现躬身自责的拷问。最后谢晋还以冯晴岚的话为整部电影的反思价值和普世意义做了完美的诠释——罗群给了我们“最宝贵的革命的理想、信念、情操和爱情”。 反思文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呈现历史真相，更在于将其纯真的心声与人类的自我解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某种意义上说，在既定历史背景下，谢晋是真善美的忠诚殉道者，也是当代的民主斗争的战士。
逝去的激情岁月 □陈良湾 谁能用激情燃烧一个甲子的光阴，谁能用胶卷扛起中国电影的百年，谁又能坦然地走出牛棚，重新拿起摄像机，用一个个镜头拼凑出中国文化的大手笔，谁的作品能得到国内外几亿观众的承认和喜爱，谁又被海外影评家们赞誉为当今国际影坛上最有名望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就是——谢晋。 从早期的女性三步曲到后来的反思三部曲，到后来让人热泪盈眶的《鸦片战争》，谢晋一直用他的心灵和千千万万的观众对话。他的影片充满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精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谢晋从青年时代一出场就快速地成了影坛的主角，他的成名作《女篮五号》和《红色娘子军》使谢晋的名字家喻户晓，尤其是《红色娘子军》，更是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迹。 作为一个导演，能够拍出脍炙人口的作品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心怀苍生的胸襟更让人敬佩。可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这句话使谢晋在文革中被几万人批斗。他不想卷入狂躁的时代风暴，只想一心沉浸在胶片的光影中，但是在那个狂热的时代，很多理智都失去了坚持的理由。他的包括《舞台姐妹》在内的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最终是在批判声中完成拍摄的。政治的高压并没有压断文化高尚的脊梁，谢晋也从未放弃过追求人性的真善美。文革之后，谢晋走出了暗无天日的牛棚，再一次用尽全身的力量扛起了摄像机，用他睿智的眼睛，捕捉生活的艰辛与泪水，爱与恨，伤痕与思考。他的电影牵动了千千万万的人的情绪，铸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他也走进了另一段辉煌的人生，实现了巅峰的超越。他的扛鼎之作《天马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拍摄于1978到1986年，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谢晋冷静地思索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国家遇到的苦难，我们民族淌下的眼泪，那一段步履维艰的历史以及我们不应该忘怀的伤痛。 他的电影没有奢华的装饰，没有铺张的场面；他没有“烧大钱，拍烂片”，但是他的电影的每一幅画面都充满着激情。每一个熟知谢晋的人都会被他的影片中单纯而热情的人物所感染。就像他们的导演一样，每一卷飞转的胶片凝聚的都是对电影事业的无限热爱。说谢晋是中国电影上的一位泰斗，他是当之无愧的；同时，谢晋更是思想上的一位大师，他，代表的是跨世界的艺术，是时代的强音！他给我们更大的震撼是——他是一个敢说真话，拥有铁打的脊梁的人！他对得起一个导演的良知。在《鲁豫有约》中，谢导对自己在电影中的遗憾直言不讳。他说《红色娘子军》包藏着他的一个深深的遗憾——那就是他删掉了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线索。我们知道，在那个革命电影风靡一时的年代，个人的情感是常常被掩埋在集体的话语之下的，谢晋由于领导的压力把原来的那段戏份删掉了，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谢导却不无自责地说，他恰恰是没有表现到人性的最重要的一面，而在不少的电影中也有相似的遗憾。 时间终于证明了谢晋的价值，历史拒绝琐碎，只有那些连贯不懈的努力才能被历史认可。谢晋真实地拥有半个世纪，他给了人们一种信心：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中国文化也可能创造出辉煌。他的作品在国内外获得了无数的奖项，可是谢晋始终认为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他说：“我深信一部影片必然倾注导演最大的激情，是艺术家人品、修养的结晶，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烧。”陈韬曾经为谢晋写下这样一幅对联：谢幕千层观众泪，晋风万表励国魂。如今谢晋走了，带着他的辉煌，带着他的遗憾，带着他的心酸、无奈……但是他的艺术，他的执着，他的良知却永远活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上，他的故事将被更多的人传诵着。谢晋，是中国电影界的索尔仁尼琴！
人性之歌 □陈惠萍 对于我们，往往只有当那些艺术大家们离开人世的消息通过媒体传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忽然感到这些人物的存在并为他们的离去惋惜不已；而在中国电影界里，谢晋和他的电影却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建国、文革……谢晋的生命不断地延续着，他的思想历练和导演风格也在一个个历史时期得到改造和完善。拍于1986年的《芙蓉镇》是公认的谢晋的代表作之一，走过了文革和之前那一些大大小小的阶级运动，改革开放的契机让思想的清算有了可能，通过电影对人性恶迹的批判以彰显人性光辉的美好成为谢晋心中怀抱的理想。 《芙蓉镇》同谢晋拍的《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有着较为相似的叙述方式：将一个小家庭放在一个大环境的突出位置上，通过记录这一个家庭生存状况来看时代改变的痕迹，其中的时间跨度一般都较大。从1963年到1979年，中国正是在这十几年里经历了太多太多惨痛的事情，《芙蓉镇》中胡玉音的人生起伏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些人性中丑陋的和美好的方面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 李国香从头到尾都在为党的事业“奉献”着。在当工作组组长时就将胡玉音打成富农，使其他人都受到牵累，胡玉音从此开始了她悲惨的生活——新屋被封，丈夫自杀，被划成新富农，进行劳动改造，在秦书田被关押期间，玉音差点难产而死。李国香就这样打着党和国家的旗帜冠冕堂皇地进行运动，而阶级斗争的成果却是高高挂起的横幅、大海报和一个个家庭的破碎。本来就是一个无赖的王秋赦在这些政治思想的包装下成为一个革命分子，是李国香的“一条狗”。“这穷的穷，富的富，是该运动了”这句话出现在王秋赦刚参与革命和最后成为一个成天拿着破锣游街的疯子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同样一句话，前者是土改根子，后者是颠子，其鲜明对比更透露了作者古华和导演谢晋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判和抨击。 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好的成分意味着扣在他们头上沉重的帽子，并时刻受到打压的境遇。那些普世的价值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人与人之间往往连最基本的信任与尊重都无法做到。黎满庚，一个曾经的有志青年，最后沦落成一个背叛胡玉音的帮凶，这其中的内心挣扎让他无法承受，他痛哭流涕地质问着老天爷：“你是什么世道，要不是你踩我就是我踩你就活不下去？”阶级斗争剥夺了一个正常人的价值观，并深入到内心里扭曲了原本热血的心灵，那些丑陋的人性在此暴露无遗，并掩盖了我们该有的那一份对生命和人生的执着和爱护。 很多人评价谢晋的电影时总不免说他很擅长煽情，这一点不可否认，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谢晋所要追求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影片中花了很多时间来刻画胡玉音被打成新富农时和秦书田扫街的情景，本来是悲惨的生活经历，但在两个正直的人的心灵之光照耀下，那些痛苦寂寞的日子变得不再单调与卑微，并成就了两人对爱情和生活的希望，在用扫把扫街的沙沙声中我们听到了对人性之美的讴歌，我们感受并享受着那些凌晨时分的纯洁与美丽。秦书田的角色在剧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那些热心政治运动的领导和受政治运动压制的中国百姓相比，他的乐观与深藏内心的坚持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他用一种大智若愚的态度对待生活中一切的不幸，也给了胡玉音生的安慰，他进监狱前对玉音说：“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坚信着光明的未来终会到来，他唱着喜歌堂，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这是一种智慧。反过来说，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像秦书田这样在混浊的革命尘土中昂然挺立，成为一个精神的富有者？ 影片对于情节的表达功力体现在对长篇故事叙述的把握上，通过对长时间跨度的个人或家庭命运的悲欢离合的描绘，以一种延伸性的方式铺陈开来，加之以革命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个人命运的转变，电影紧紧地围绕着个人或家庭在革命中的成长，虽然会受到不合理运动的压迫，但最终还是会在革命中获得解救。这不仅是一种制作电影的方式，更是谢晋个人心中所怀有的革命理想的隐蔽表达。谢导总相信，即使在革命中受挫，但革命终究会解放我们所有人，这是一种精神信仰。这在剧终，平反后的秦书田被召回县文化馆当馆长可以看得到蛛丝马迹，即使最后他并没有去。 不幸的事情终究会过去，正如阶级斗争终会成为历史，但精神的创伤却难以平复，我们真心希望历史的痛苦不再被复制，电影也如此。
盛开的芙蓉花 □陈 昀 王小波曾说过一句话，自认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并且说“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如果按这个说法，《芙蓉镇》里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秦书田是相信这些倒霉的日子能过去的。为了活着，他装颠卖傻，时刻上演着周遭不易察觉的黑色幽默。强加于他的荒谬罪责，他照单全收，并以弱者的姿态充当着小丑的角色。黎书记命令他清点镇上五类分子时，他“严肃”地喊出自己的名字——“右派秦书田”，后“严肃”地自问自答——“有”；领导骂他秦颠子，他也点头哈腰俨然一副狗腿子的模样附和着“是，是，是”。一切有如落叶飘零般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却如重锤般狠狠地敲击着观众的心灵。当悲剧和不幸也成了开玩笑的对象，讽刺意味浓厚得令人窒息。谢晋导演成功地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变态扭曲与颠倒黑白直观地暴露在历史面前。 当然，秦书田不是被劳改成功的一个废物，而是在左倾形势下被迫扮演着反英雄的角色。胡玉音问他“你是人还是鬼”时，他说“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鬼”。他俨然已把自己分裂为两个角色，一个是在领导面前没有自尊，不会反抗，“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的秦颠子——在反传统，反道德，反人性的残酷年代，我们没有看到他血淋淋的伤口，没有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呐喊，更看不到他如利剑般义无返顾地刺向敌人胸膛。但我们并不着急，且有理由相信，另一个秦书田已经默默勾画了一个“人性乌托邦”，他会带着胡玉音带着观众，理性地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牢笼。 秦书田的确给了我们如此强大的安全感。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生动地诉说着他的不平凡。不同于胡玉音的前夫黎桂桂，面临领导的检查和迫害，哭哭涕涕地想卖掉辛苦赚来的新房，到最后甚至一刀断了自己性命，如此懦弱的行为让观众备感不安。相比之下，秦书田理性，乐观的“知识分子”形象明显显现了出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却被派去宣传革命，街上、墙上、迂场上，那些革命的标语都出自于他的手笔。在墙上赫然写出“千万不要忘记革命”的他冲身旁的小孩笑了笑。这个笑，我们分明看到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信；在他眼里，扫大街也可以是一件快乐的事，他挥动扫帚跳起的轻快舞步，让我们看到一个顽强的生命在主宰他的人生；镇里开展“四清”运动的集会时，他正从容地为小孩子叠纸鹤，他的不屑与领导班子的严肃形成鲜明对比，让观众在强烈反差中窥见黎明之光；王秋赦要他贴不吉利的白对联，他一脸的笑眯眯，怎么正怎么贴。他把“黑夫妻”解释为领导的深刻意图——不管是黑夫妻红夫妻白夫妻总归是夫妻。胡玉音即刻停止了哭泣。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有强调以人为本这个概念的。但我们所说的人本，只是人活着就好，至于活得怎样，不是百姓思考的问题，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在充斥着腥风血雨的文革时代，秦书田仍没有忘记寻找幸福的归属。他踩着一路荆棘，最终与胡玉音结下了甜蜜的爱情之果。他们依偎着看照片，他们在街道上起舞，他们牵手写下结婚申请书。他们的爱，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没有纸醉金迷的物质享受，有的，只是两颗纯洁的心，但满满的幸福都要溢出了。 秦书田就像一朵盛开的芙蓉花，百花凋谢时，他却傲霜绽放，告诉我们：活着，就要好好活；活着，就是最大的希望。 （原载于《文学报》37期2版）
意识形态下的文学守望 ——与李春梅老师的网络访谈 □整理 伦秀文 茅盾文学奖存在于时代的矛盾中，呼吸于意识形态、读者与作品的相拒相迎时。我们细读那充满赤子情怀的《秦腔》，那探求民族精神底蕴的《湖光山色》，那张扬人性理想精神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那想象奇异构思精巧的《暗算》。或者重申亘古不变的美好追求，或者感悟闪跃舞台的崭新气象，我们，都在守望着。
记者：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暗算》是最受关注的一部。有人说，它暗示了茅盾文学奖的一个新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作品市场价值的肯定。老师您怎么看待这种新气象？ 李春梅老师（以下简称“李”）：《暗算》的获奖确实代表了茅盾文学奖的一个新取向，这可以认为是对文学作品市场价值的肯定，也可以说是茅盾文学奖对畅销书、对文学市场化的一种妥协，但这不一定全是坏事。作为体制内的一项文学奖，多年来，它的评选原则、价值标准几乎都没有变化，和当代文学多元化的发展状态有些脱节。《暗算》这样的作品能够进入它的评选视野并且最终获奖，显示了茅盾文学奖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否给茅盾文学奖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读者与市场普遍看好的余华的《兄弟》落选茅盾文学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对此则表示，《兄弟》是商业成功炒作的案例，该作品审美趣味低下，文本细节失实，它没有入围很正常。老师，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兄弟》的落选？ 李：实际上，对《兄弟》的看法争议比较大，“读者和市场普遍看好”的说法我认为不太准确。我比较赞成李建军的看法，《兄弟》在艺术审美上，并不是什么好作品。我觉得相对于余华以往的写作来看，没有什么突破，甚至还有一些倒退。这可能是文学商业化的影响。《兄弟》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和出版社签约了，作家还没有写，关于作品的广告已经铺天盖地；上部出版之后，下部在读者、出版社的催促之下出炉，在这种环境中，作家还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对作品进行艺术上的打磨吗？读者的阅读期待、作品的经济效应势必对作家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商业运作的现象在当代文坛越来越普遍了。 记者：老师，您是否认同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四部获奖作品代表了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呢？ 李：只能说这些获奖作品代表了近年来长篇小说的较高水平，可能还有一些更好的作品没有进入评奖者的视野。当代小说整体上缺乏优秀的作品，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也因此，这些获奖作品难以获得来自各方的普遍认同。至于当代有没有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我相信，时间会给予公正的答案。 记者：作家慕容雪村认为，真正的文学奖，应该由民间的独立机构来操办，如国外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斯策新闻奖等，都是由学术性机构而不是官方机构去评选的。老师，您又怎么看呢？ 李：学术性机构操办的文学奖项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它其实也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意识形态有时会支配它的文学视野和文学判断。又如已经办了六届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尽管打出了“文学自由”和“独立精神”的旗帜，但在评奖过程中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奖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奖。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学奖，可能不在于由什么机构来评奖，关键是在评选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坚持文学的判断。 记者：但是有人认为，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标准、指导思想过于刻板，老师您怎么看呢？ 李：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确实比较单一和陈旧，这也是它遭受到多方面质疑和诟病的主要原因。比如它坚持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甚至出现了《白鹿原》以修订版参与评奖这样的事情；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很多获奖作品都有相似的结构模式，如宏大叙事、或者史诗性的结构，获奖作品在艺术上没有太多的创新。因此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应该注意到，茅盾文学奖是一个官方的奖项，强调思想的导向性、弘扬主旋律，这些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局限。如何在这个前提下真正做到多样化、多元化，尊重艺术性，这不仅仅是茅盾文学奖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主流文学所面临的问题。 记者：面对茅盾文学奖的实际社会效应，有人曾断言：它再次印证“文学已死”，并扬言，网络救不了传统文学。老师，您怎么看呢？ 李：对当代文学现状，普遍的评价都不高，大多学者认为它不如现代文学。更不可能与我们辉煌的古代文学相提并论。“文学已死”“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不时会响于耳际。这些判断除了制造出耸人听闻的效果之外，好像也没有提供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没有太多的意义。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文学也在寻找自身多种发展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它不会回到传统文学。即使是传统文学，在这样的时代中也不会一成不变。所以我认为不存在拯救与否的问题。网络这一新媒体的登场肯定会为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我们不妨以开放的心态去守望当下文学新的可能。 记者：老师，那您怎么看待茅盾文学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呢？ 李：不可否认，茅盾文学奖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小。对它的获奖作品，评论家研究者关注得少了，读者阅读得也少了，更有一些作品读者可能甚少有闻，甚至有一部分青年作家对茅盾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品不以为然。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作家是在为获奖而写作。但对任何一种文学奖，我觉得都没有必要赋予过高的期望值，它有自身的游戏规则，而这对文学来讲其实是一种限制。奖项不应该成为我们衡量文学作品水平高低的标准，平心而论，它对文学发展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光华下的价值蕴含 ——采访林楚涛师兄（文学院研二） □采访 本报记者 整理 伦秀文 继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茅盾文学奖的揭晓再次掀起了社会聚焦的浪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作品的脱销，网络等媒体的热议聚集了久违的关注高度。这一切让文坛在层层浪花淘尽了思维的胀热后，其余温触发了蕴含的理性，在光华中透射着对作品价值的沉思。 文学作品拥有属于作家的个人价值 一定程度上，作家，读者和意识形态三者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作家的作品属于个人，是其对生活、历史以及人文现象的思考。决定作家能否创造出优秀作品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作家的个人体验及修养，包括思想深度和写作风格等。在这一层面上，作品与体制关系是游离的。”楚涛师兄直言道。 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当中，永不乏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著作。昔有植根于四川大地的《尘埃落定》、绚丽于繁喧都市的《长恨歌》和勾勒着渭河平原的《白鹿原》，今天，则有浸润着浓郁的河南人情民俗的《秦腔》等等。地域的烙印，印一方水土，蓄一方思索。 而在绝大部分地域特色浓厚的作品中，乡土作品唱响了主旋律。楚涛师兄为我们指出：“始终有一种声音：乡土作品成为中国小说创作的精神来源。这跟当代文学的寻根取向不无联系。”溯源自身文化印记，若轻沾了乡土尘烟，那气息正印证着，作家是步于自我足迹上的寻根者。 获奖作品的阅读价值，有掌声也有背向？ 对于作品的受众，经典的著作为读者呈现了一席阅读的盛宴。楚涛师兄肯定道：“同时期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基本上可代表当时的一个最高水平，甚至流传为经典，沉淀于读者的回味中。”作品的阅读价值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读者的价值观，但并不排斥强而有力的思想冲击所带来的灵魂震撼抑或洗礼。 但是，受制于评奖机制和社会因素等条件，茅盾文学奖在评选过程中难免出现遗漏。我们难以忘记《废都》中来自古城渐渐荒废的深沉叹息，《藏獒》中来自高原情怀的人性百态，《我的丁一之旅》中来自本原的扑朔迷离的爱情哲思。它们的阅读价值不容否认。 再者，文学拥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奖项都无法获得各方的肯定，“长袖善舞”的取媚反而适得其反。事实是，在众口难调的背景下，茅盾文学奖行走于矛盾之中，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思与交瘁。因此，在聚焦于作品光环的同时，仍须怀记，阅读价值最终不因光环而升华，却因沉淀而馥郁于时代的感官。 时代的聚光灯下有光辉也有阴影？ 作为单独面向长篇小说的国家级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对长篇小说的延续和发展的推动不言而喻。 楚涛师兄认为，对作家而言，长篇小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作家的成就，“曾有一评论家说过，一个作家没有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当然，这是从长篇小说的容量和深度而言的”，“从反映生活的广阔面及深度上，长篇小说是各种文体所无法取代的。”从这一角度上说，茅盾文学奖的最大特色以及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理由就是——对长篇小说的关注。 当提起今年备受媒体关注的获奖作品《暗算》，记者问道“它是否意味着茅盾文学奖开始关注作品的市场价值？”楚涛师兄认为，文学作品透过影视媒体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是扩展自身传播张力的潮流趋向。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当前文学的号召力要逊色于影视。一部《暗算》的获奖在半明半暗之间似乎在肯定着媒体对文学作品的强大辐射力，这或许会成为文学作品的时代之途。 茅盾文学奖可以推动文学作品的发展和暗示其将来的或然走向，“但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行走于创作主体外的奖项，它不能解决创作主体内部的弊端。”楚涛师兄强调。 针对当下某些作家为向出版社取媚或仅为取悦读者而写作的现象，有媒体指出，《暗算》的获奖从某一层面上促使了文学走向庸俗化和市场化。对此，楚涛师兄则表示：“其实，在本届茅盾文学奖引导之前，文学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的确，在特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脱离社会背景的纯文学意识是难以立足当代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作品的市场价值。 茅盾文学奖所折射出的另一忧虑是作品内容包容性上的缺失。面对本届四部获奖作品，城市题材的缺乏显得尤为突出。城市现代化的脚步太快，而文学的反映层面却似乎仍处于饥渴的等待状态。“这不一定是它的包容性的缺陷，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现实。我国目前的创作现状决定了它必须从更广泛的层面去选择它要评选的作品。”城市生活机械化的同时，社会生活层面的多样化和民族文化交流频繁等因素，决定了它的聚焦点的方向。
作品的价值，不是源于多层面的相加，是人与人及人与社会评价尺度的错综复杂的折合。万众聚焦中，那光华是一层透光的膜，发光的不是荣誉，也不仅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的价值蕴含。
喧嚣，在尘埃落定后 ——茅盾文学奖众说语录 □整理 徐雪艳 贾平凹、迟子建、周大新和麦家分别携《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和《暗算》登上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作为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设立，象征着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及其相关的各个方面，自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学生的我们，当然也是其中的关注群体之一。 古超勇：茅盾文学奖的城市题材缺失 针对获选作品出现“城市化缺失”的现象，我认为，首先是因为现在作家群的主流、文坛的骨干是四五十岁的那群人，他们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他们更多的是从农村里面出来，他们童年的记忆在农村这一块非常集中。所以他们能写许多关于农村的东西，这样一来，农村题材的作品就多了。 而即使是出生于城市的作家，他对城市里的阴暗面，例如官场的黑暗，贫民窟的艰苦生活等也很少体验过。没有深刻的体验，凭空捏造的作品是肯定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认为，作家缺乏对城市苦难生活的体验是城市题材作品缺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物质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当城市越来越发达，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城市的机械化程度就会越来越明显。越物质，越机械化，却越反人性了。人性本来是要回归自然的，但当城市逐渐物质化、工具化，人性的部分就会被物质的东西越压越小。作家也是城市的普通居民，随着城市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安逸，他们也在不自觉中被物质化，以致于意识中的人性有可能被钝化。他们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敏感，对世界的思考逐渐减少，城市题材的作品自然地也会随之减少。 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即反映城市生活黑暗面的问题跟作家本人受到的政治压迫很有关系，因为政治压力太大致使很多作家不敢去写。于坚讲过：“对于中国所有的文学作品来讲都不是题材的缺乏，而是作家说话的勇气，还有说话的方式。” 茅盾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是都市题材的，以他来命名的文学奖项，我个人看来，还是希望以后评出来的长篇小说里面，有更多更好的都市作品在里面，因为城市题材很多，而且市场需求也确实太大了。正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相互协调，我觉得当那些有良心的作家发现城市题材作品缺失这一现状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写，努力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茅盾文学奖所呈现出来的城市题材作品缺失的这种缺陷，恰恰能够很好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全面发展。
陈小晖：茅盾文学奖的包容性 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四部获奖作品中，没有一部是反映当下城市题材的。对此，不少人对茅盾文学奖的内容包容性提出质疑。但我认为，一个奖项的包容性应该取决于它是否接纳各种审美方式、叙述视角以及价值取向，和题材没有必然联系。即便这次获奖作品平均分布了各种题材，也并不能据此认为它有包容性。事实上，和数十年前不同，在现代化进程如此迅速的今天，城市题材和农村题材并非决然对立。农村题材的作品往往也充满了现代意识，《秦腔》就是这样，它写出了农村在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阵痛。后来贾平凹又把这种阵痛搬到了《高兴》当中，在这部作品里面，农村和城市进一步交融在一起了。 另外，不少人觉得《暗算》的入选代表了茅盾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文学作品的市场价值这样的一个新取向，他们担心这样的发展趋向会使文学走向市场化和庸俗化。而我觉得这倒体现了茅盾文学奖的包容性。肯定市场就意味着肯定读者，这对于一个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奖来说，应该是一个进步。而且，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庸俗化，它们有交集但并不等同。
叶结英：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及其影响价值 读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非常赞同授奖词中说的“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刘纳老师在讨论现实主义小说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在现实上面，有精神的天空；在现实下面，有精神的深渊；天空高扬希望，深渊传达绝望。”虽然高扬希望或许没有传达绝望来得深刻，但是对于貌似绝望已久的中国文学来讲，《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理想精神的彰显不能不说是难得的甘露，它试图重建瑰丽而有质感的人情世界，也开创了更为开阔的创作空间。 作为读者，茅盾文学奖虽可以令我们开拓视野，但也未必能引起一浪又一浪的阅读高潮。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全民阅读，作家备受关注的时代。毕竟那个时代，读者被压抑了很久，从文学作品中找到了情感的宣泄点。现在虽然也有压抑，但较少会有人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作而宣泄情感了。何况，现在有关文学的奖项实在是太多了，在层出不穷的各类文学奖项中，茅盾文学奖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或许就是它所强调的纯粹性。 （注：古超勇，文学院大三；陈小晖，文学院研二；叶结英，文学院研二） （原载于《文学报》37期3版）
写作的信心 □文学院写作教研室 徐 珊 每年，我们写作教研室的老师都要阅读文学院每个一年级同学的三十篇课外作文，加上写作课的作业，一年下来，每位老师会阅读几千篇作文。如果说完全没有审美疲劳，那是不可能的。父母亲情的温暖与烦恼、同学之间的冷暖与长短、爱情的尘世脆弱和梦幻瑰丽，还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以及难以挥去的莫须有的人生喟叹，这些琐碎的“烦恼人生”和这些飘渺的“务虚世界”永远是作文里写不尽思不完的一再重复的主题。很多有才华的同学充分运用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再辅佐智慧和才情，写出许多优秀耐读的好文章，但也一些同学则为此烦恼不已，觉得没有了写作的信心。 “一再重复”，就是大部分同学在写作时颇为烦恼的问题。有许多同学在自己的课外作文序言里坦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很有想写的热情，但却失去写作的激情。课外作文难以完成，没有可写之处，即便有了可写之处也没有新意可写。 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确实是相对单调和琐碎的，这些单调和琐碎会消磨我们对生活的感觉和热情，没有感觉没有热情当然也就没有写作的激情。在我有限知道的格言警句里，一直忘不了爱因斯坦大师说过的一段。他说，“对世界没有惊奇的人和死掉没有什么两样。每代人都必须凭着心灵的天真和纯洁，找到自己的方式，以恢复生命原初的惊奇感。”这话拿来理解和摆脱我们写作的困境真是再贴切不过。对于处于写作状态的人，“惊奇”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的惊奇、感动与喜悦。那么，内心越来越麻木和蒙蔽的我们，又怎样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还原我们的天真和纯洁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也无法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在这里我想说个现实生活的事，试图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是我一个朋友亲眼所见的事情。有次她路过广州体育中心到天河城的地下通道，正巧有个流浪歌手在弹吉他“卖唱”，歌声和歌手一样充满青春气息。围观者甚多，但大都只是看着听着，脸上漠然。人群中间有个卖花小女孩，转着圈兜售鲜花。没有人理会她，也没有什么人理会歌手，直到来了个大学生模样的大女孩。大女孩悄悄地在小女孩那里买了一支玫瑰，然后又静静地走到歌手面前，将玫瑰放在装了零星钞票的盒子里，献给了流浪歌手。 我后来将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小散文，因为在我看来，那个大女孩就是一个天真的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而她把这热情传达给了流浪歌手和所有围观的人。而作为写作者，在发现并感动之后，将这令人惊奇与喜悦的人生细节再现出来，不是更加丰富了写作的意义么？ 当然，在生活当中不可能天天有这样让我们不停感动和惊喜的事件，否则哪里叫生活呢？更何况，能够发现这些惊奇，并且能够惊奇地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磨练的心路历程。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一些不让人惊奇的事情，一眨眼一莞尔，很容易就被忽略。可恰恰有许多可以成为写作好料子的题材就隐藏其间，如果我们不停顿，不琢磨，也就擦肩而过了。 这两年的写作课，我在讲散文时会颠三倒四地说这样两个事例，这也是我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 有次我去买一根三元五角的雪糕，先拿了一张五元，然后好心加了一个五角硬币，怎么也没想到，卖雪糕的老太太居然找了四个五角硬币给我。类似事件不止一件，啼笑皆非之余，让我不禁沉思：原来，善良有的时候是无效的呀。 另外一次则是看中国足球，那年世界杯上与哥斯达黎加鏖战，才比了十多分钟，自己最喜欢的孙继海就被对方铲伤，于是我龇牙咧嘴，“铲死他们，也铲下他们的主力！”愤极之余，猛然惊觉自己如一满嘴獠牙的野猪，而这突来的“恨”是来自于对本国足球的“爱”呀。“极端的狭隘的爱导致极端的狭隘的恨”，这样的主题也许会经常在生活中发生，那么我们怎么发现它们，并停留下来，完成我们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思考呢？ “生活比小说精彩”，不一定要有惊天的情节和场面，不一定要有动地的语言和行动，生活的精彩在于它呈现出的形态多元丰富，如同一条河流，或细水长流或汹涌澎湃，但涌动不止的动力则永远是唯一：浩瀚而微妙的人性世界。如此，面对任何热闹或者安静的事件，如果我们不跟随时间，而是停留内省，常常会发现形式之下其实包裹了意外之质，这是生活本身的收获，也是写作的收获。 当然，也许有同学看到这里会郁闷：我的生活当中确实没有发生过那些惊奇的事迹，也没有发现过可以停留思考的事件，怎么办呀！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抛开现实，超越物质世界的羁绊，在我们的想象空间里生花结果吧。 《喧嚣与骚动》有个白痴弟弟见证人性善恶，《尘埃落定》里有个傻子老二参悟历史嬗变，我们何不也“装疯卖傻”，创造一个“华师阿甘”，在没有IQ的世界里一起创造另类理性甄别人生真相呢；《变形记》中人异化成为有着严重抑郁症的甲虫，《西游记》里则干脆让猪弟猴兄玩转世界扭转乾坤，那我们也可来个移步换形，不做这早不想做的人了，尽管是狗是龙是草是云，在忘我忘形的世界里寻找别样人性……既是模仿，也是在实践各种写作艺术形式，在无限可能的形式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形式，超越有限的生活经验，开启能量巨大的想象世界。 我喜欢的一个作家陈希我同志说“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引申他的话，就是说写作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另外一种纬度，写作让我们真的有了超越生活的可能。 最后，我想说，许多同学和我提到过投稿无望无果的苦恼，虽然被肯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反过来未必就是一件不幸福的事情。借用我最最喜欢的作家史铁生的一段文字：“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惟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 写作的信心也当是如此。
路一直都在 □马琼珊 这座被静静安放在珠江北岸的小岛，似一位被流放的诗人，带着傲然于尘世的神采，从容不迫，安之若素。繁忙的白天，它忙着迎来送往，吐纳万物。入了夜，一切又归于平静，奔忙的神经又陷入了沉静的自我深思。夜，一日之末。暗示着绝望，又处处孕育着希望。日复一日的轮回见证着一个又一个平凡而朴素的小故事，掀不起巨澜，只轻轻涌动着微小的点点涟漪，轻若尘埃。 这个静谧的秋夜，我流连在空旷的小道上。一条条静静延伸的小路，让人如沉于睡梦，恍惚中有种大隐于市的清静，使人欲罢不能。毫无预兆地，就入了秋，它来得淡定、安然，一如既往的平静。池塘边的老树，开始做一个落叶的梦。叶落了，梦生了。枯黄了的青春徘徊着，彷徨着，繁衍着。夏虫停止了歌唱，那些被热烈歌唱过的花儿也收敛了神色。萤火隐匿了行迹，那微弱的光亮，终究敌不过温柔的年华。它周而复始的呢喃残酷地提醒着消散的疼痛，只留一划惨淡的印记，暗刻在地底深处。当初的执着，在这个秋夜的梦境里全都失了色泽。滴滴掉落的雨点，冲刷着那些走失的年华。遗失了的梦想，一如散落的叶子，在婆娑的树影中，无助地徘徊。眼前的路，我是否该继续行走？ 开始怀疑——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选择错误？曾经一直追寻着的梦想，现在当距离它越来越近的时候，怎么反而觉得它越来越遥远？梦想中的三尺讲台，渐渐变得模糊；那支洁白的粉笔，也渐渐变得沉重。站在讲台上的我，并不能如我所愿地如鱼得水、挥洒自如。梦想与现实的一步之遥，跨越起来却是步履维艰。我是不是应该重新思索未来的路？ Eason感性的声音回荡在耳际：“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也许，路一直都在；可是，未来好遥远。一时之间，我竟不敢伸手去触摸，害怕当我向前伸出手后，抓到的只有冰冷的空气和微薄的凉风。这个沉静的秋夜，我陷入了沉思。我不敢再向前走了，于是茫然地止步不前。在这微凉的秋夜，在这岛上无人的角落，我瑟缩着，颤抖着，犹豫着，彷徨着……然而，我要寻找我迷失的未来。 瘦薄的月，耐不住稀薄的云雾遮掩，一刹那，湮灭了光华。暗夜的颓唐覆盖住了零星的光亮，所有阴暗的、丑陋的、邪恶的、虚伪的、软弱的，从四面八方漫涌而来，席卷了清冷的秋夜。穷途、末路，何处是归处？ 瑟瑟秋风，拔地而起，卷走了枯黄的忧郁，卷走了萎蔫的哀愁，卷走了朽腐的颓废，卷走了阴霾的愁云惨雾……而后，云开了，月明了。瘦薄的月，依然精神抖擞地微笑着，清醒地俯瞰着渺小繁冗的世间万物。一切嬉笑怒骂的繁复呻吟，终于畏怯了尘世的清明，悻悻然抽身离去。 黑暗的夹缝中，滑过飞落的黄叶，它们翩跹地舞着，倔强地想舞出生命最后的优雅姿态。纵然枯萎、腐烂，然而终会萌芽、新生，生生不息地延续着生命的繁衍。轻飘飘的黄叶飞走了，却还在拼命诉说着她的故事。而我的故事，又该如何续写？ 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成功，从来无法一蹴而就；梦想，向来历尽千回百转。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我不该苛求事事一帆风顺，也不该苛求自己一步登天。为了向前，可以暂时停留，认真审视自己的不足，达到海阔天空的心境，然后重新上路。 苏联散文家普里什文的《黎明之前》写道：“森林里最黑暗的时候并不是午夜，而是就在破晓之前。” “多么暗啊！”有人会说。 而另一个人抬起头来，回答说：“暗吗？这就是说，不久就要天亮了。” 这座寂静的小岛，这个静谧的秋夜，我在黑暗中漫步，穿过午夜，途经破晓，走向黎明，然后看到光亮。一缕冲破黎明的阳光洒向分岔路口犹疑不前的行路者，高唱着：“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它一路延伸，经由无数辗转的路口，徘徊到不再徘徊，于是找到梦里的未来。 再次站上讲台，少了几许忐忑，多了几丝淡定，在充分的准备之下，我找回了以往的自信。曾经的梦想，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不再彷徨，不再迷惑，向着眼前的路昂首前进。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网 □青 丘 你有没有见过苍蝇贴？一张粘稠的带有甜味物质的贴，这么一块简单的设计却比许多高科技都实际有用。“以丑为美”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形式，丑的诗意不过是让人学着怎样变得聪明一点。苍蝇贴跟艺术跟文学一点也不沾边，却比它们更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是的，苍蝇贴出现在文学的世界里，带点讽刺与不尊重。但要注意的是，不要以为文学只是那些大师们的理论，苍蝇贴里面一样有人的哲学，一样绣出了人文的轮廓。 没有什么手段比让人自投罗网来得有效，就好象飞蛾义无反顾在扑向火的一刻仍不懂后悔。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存在的危险，因为我们都太善良，根本无法想象世间的恶。受到伤害时，仍怀着好人有好报的痴梦。其实，好人与好报又怎么会有必然的联系？只不过是人们的自我安慰而已，不过至少可以作为一种作善的动力。假若作善为求好报，本身就带有功利性，作善的形象也大打折扣。作善只不过让别人让自己相信，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而被世界欺骗太多的人永远不会再相信这一套，他们但求安分守己，管你什么功德无量。没有意识到诱惑的人，充其量是无知，经历多了也会慢慢聪明起来。想想亚当与夏娃为什么被赶出伊甸园，可明白无知本身也是一种罪。 更具悲剧性的是，我们明明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却为了美丽的马兰花冒险。对，那简直不是一个“笨”字可以形容的。人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却总是重复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过于自信，相信有奇迹；还是自我麻痹，不肯接受现实？解释可以有很多，而大部分是借口。甜蜜的果实太过诱人，让人失去理智。而眼前这些昆虫的行为，是出于无知还是笨，很难说，多是前者吧。也不是我有意贬低它们的智商，可你看人脑袋那么复杂也不见得聪明多少啊。要有所收获本身就要冒险，对这些虫来说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吧。因为习惯才这样冲动，所以这样的自杀式行为才这么惹人讨厌。 另一方面来说，它们的语言一定高级不到哪里去。它们又不是义勇军闹革命，犯得着这样一波接一波地往死里送吗？难道它们的同类不会告诉它们这里危险吗？可见它们的语言障碍多么的严重。枉那些语言学家还做那么多的实验证明乱七八糟的理论，劳民伤财。这么简单的生活常识不是很明显了吗？莫非这些可怜的小虫是聋的，只听得见悦耳的歌颂而听不到疾苦与悲鸣？是瞎的，只看得见金钱与物欲而见不到他人的需求？不足为怪，自以为进化得多高级的人类不也一样有这样的喜好吗？ 还是说这些所谓的同类根本就没有警惕的准备，什么也不说，好让死路也不用寂寞？鲁迅看到的国民劣根性竟传染到这些可怜的小虫身上了。这么经典悲壮的一幕，拍个什么记录片，大概也可以弄个动物界的奥斯卡了吧。而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些人，不同样还在睁着双眼看着别人往绳套里伸脖子，却什么也不说吗？人类开始进入了自我的安全模式，冷漠地跳过身边事物。 苍蝇贴还是苍蝇贴，它也不过在逮捕这些恶心的生物。而等待人的贴在暗处张罗着，而人们却什么也不知道，沾沾自喜地望着苍蝇贴，自以为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前面是沼泽是坟墓，还是彼岸？这张网又改如何撕破？智者总是沉默作答。
第三届粤港澳台大学生诗词大赛华师学生获奖作品
中秋悼汶川地震亡友 □汉语言文学0601 林宗衡 莫抚琴弦空怨月， 寻君千度曲终时。 小桥人去花凋早， 深巷光来影退迟。 落叶含霜伤往事， 寒风散泪皱秋池。 今宵多少无情梦， 一寸肝肠万丈思。
秋雨有感 □汉语言05 黄 升 邵父羊公百世师， 多情到此两堪悲。 阁中黄雀声流远， 天外冥鸿势起迟。 受俸何劳计长日， 拂须都更趁清时。 九州遗辙今安在， 萧飒秋深未可知。 （原载于《文学报》37期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