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中遇到有几个重要的机遇，而我都把握住了，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虽然年轻时我家里经济拮据，但是总的来说我这一生走的还是比较平顺的。具体的事就听我慢慢道来。

 第一个机遇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1949年10月解放，而我在1949年8月考进初中。那段时间，我家经济情况不景气，当时每个礼拜回家，回校就只能带一点米和一些干菜回学校。

学校了解我的情况之后，给了我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就是为学校做两件事：一是刻蜡板，因为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学校有什么需要刻的就由我来刻。第二个任务是到乡下的市集，那时候农民都是逢三六九就到市场上赶集的，一个月有九天，我就到农贸市场，用公称帮农民称鸡，称一只鸡收两毛钱，我收到的就上缴给学校。学校当时的经费也是通过类似这些渠道得来的。因为做这两份工作，我有九天不能上课，但是，我能免除两百斤米的学费（那时候学费是用谷子缴的），每月还能得到二十斤大米，这基本上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使得我能继续读下去。

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当时普通高中需要缴纳学费，所以我不敢考，也没有经济条件去考。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不愿意当老师，所以他们都去考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可以考非师范的大学，如中山医、华工等。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师范类的学校一律免除学费。

我是惠东平山人，所以我就考上了惠州师范学校，它是广东省省立的，目标是培养小学老师。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想到考进了师范学校，不仅不用缴学费，吃饭也不用钱，还可以读书，毕业了，当个乡村小学老师也是挺不错的。所以后来考上了惠州师范学校，我心满意足。

惠州师院（前身是惠州师范学校）

1955年，从惠州师范毕业的那个学期，第二个机遇突然降临了。

我们那个年级，有160多人，4个班，从中选10个同学报考大学，但是只能考师范院校。也就是说毕业后还是当老师。事先也没有人知道，突然就宣布了入选的名单，当时我被选中了，于是我就报了华南师范学院。十个人去参加了考试，但有四个人没有考上，那他们以后就只能当小学老师了。而我因为这个机遇，一脚踏进大学的大门，来到了华南师范学院。

华师的前身是南方大学，在1952年解放之后，主要是培养干部，也就是那时候的短训班，后来解散了，就成了华南师院，那时候还不是华师大。

南方大学（华师的前身）

我在1955年入学进入华师，刚来到华师的时候，感觉像是到了天堂一样。

就从未来就业来说，当中学老师肯定要比小学老师更有成就感，而且华师的吃饭条件也比在惠州师范学校好多了——当时没有分餐，早餐一张桌子八个人，一大桶稀饭，上面浮了很多肉；有时候是炒粉炒饭，上面还淋点肉末。午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比起从前，说是上了天堂也毫不夸张。那时候我就一心一意想当好一个中学教师，内心也更加满足了。而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当大学老师，也不敢想。

当时学校有一个大礼堂，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茅草棚，面积很大，上面是茅草，底下是沙，可以容纳几千人，是南方大学给我们留下的，现在大约在校本部。我们上课和住宿的地方，现在已经划分给附中了。

我们当时很多人是没有鞋穿的，那时候每周六晚上有交谊舞晚会，我们就光着脚板去跳舞。当时考进华师的同学，多数来自农村，大都艰苦朴素，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奢华。

我1955年入学，1959年毕业。在1958年下半年，我就被派去调查广东省少数民族文学。那时候我要到连南，途中要经过连县的连州城。出发前我买了一对新的白鞋，舍不得穿，一路光着脚，提着我的白鞋，当我走到已经可以望到下面的连州城时，我才在田边洗干净脚穿上鞋走下去——在你们现在来看这实在是不可想象。

我在华师的时候，同学们多数来自农村，还有极少数来自香港，来自香港的同学也大多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才来内地读师范学校。

我记得当年我上学的时候，蚊子比较多，我没有蚊帐，有一个香港的同学有，我的床头就跟他的床尾接在一起。因为当时蚊子太多了，我就把他的蚊帐尾盖在自己头上，我的被单就盖在身上，免得蚊子咬，就这样过了四年。  

当时，大家读书也是非常勤奋自觉。因为这一切来之不易，虽然大学生活也很艰难，但是比起农村，已经好很多了。所以既然有机会来到大学读书，大家都会比较自觉，勤奋好学。这些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从来没有人不上课，绝大部分也会准时上课，只有几个人可能是有特殊原因会迟到。

那时候一天最少上四节课，有时候上下午都要上课，晚上不上课。在课间休息时，本来老师也要休息，但是同学围着老师问问题，所以老师还是没有离开讲台的。那个时候师生关系比较亲近，不像现在，上完课老师就离开了。

那时候师生之间接触比较多，晚饭后同学们经常三三两两地到老师家去拜访，很多也是去问问题。当时老师都住在校内，距离很近。

那时候师生关系很融洽，学生很尊重老师，老师也很尊重学生。老师们谆谆善诱，像吴三立老师，在我刚刚留下来做助教的时候，他称我“日健兄”。其实论年纪，他应该比我年长；论职称，他是教授，我只是一个助教，他叫我“兄”，把我吓一跳。过去的文化人，都讲究礼貌待人。称呼某兄之类的，就是礼貌，他叫我日健兄，我开始不大理解，后来渐渐明白了。

第二，我们课下的学习也很自觉。周日图书馆不开放，只有阅览室开放，供同学们自修。

阅览室在图书馆旁边，位置有限。同学们都很早去占位，有些人有事，不能早到，就拜托别人帮他占位，生怕没有位子。阅览室一大早就人满为患，晚一些到就真的没有位置了。

在阅览室看书做作业，和在宿舍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看书非常安静，也不会去打扰他人。图书馆借书的人多，还书的人、找书的人也多。找书，有一种是有目标的，比如要找《十三经注疏》，就很明确地去找那本书；还有些是没有具体目标的，要找一些相关内容的书，比如说，写某一篇文章时要找参考的资料。

图书管理员也忙，要做归档之类的工作，所以图书馆也是很热闹的，总之当时的学习气氛比较浓。

来到华师，大家都想着怎样才能当好一名中学教师。一般来讲，以前较少人报考师范类院校，因为当时老师的社会地位低。所以在我们入学的时候，大约在开始的两个礼拜，学校会先对同学们进行专业教育。

所谓“专业教育”换句话说，就是怕同学们不愿意当老师，所以要培养热爱教育专业的思想，要树立热爱教育的观念，为将来做好这个工作做准备。所以当时大家都是按照专业教育的要求而学习的，学风很好。

到了毕业，学校又宣布有人可以留在大学内任教。这时，我又是其中之一，这真是未曾想过的机遇，就好像天上掉下的馅饼，对我而言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当时我留下来当了半年助教，帮助教授做好教学工作。1959年秋我开始留在学校，到1960年春，学校就派我去北京，到中科院和教育部合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因为我是南方人，普通话讲得也不太好——虽然我的普通话到现在也仍有很重的客家口音。第一次去北京，学习半年就回来了。后来，学校突然又通知我到北大去进修两年，直到1962年夏才回来。

刚回来时我还是继续当助教，因为1978年以前职称和工资都冻结了，一直到改革开放才慢慢恢复，所以我当了20年助教。我回来以后，学校也没有细分助教或者不是助教的，总之就是每个人独立授课、独当一面。我们这个专业，从1979年开始招汉语史硕士研究生，也就是魏达纯老师所在的那一届。魏达纯老师在1979年入学，1982年毕业，也是我们的第一届研究生。而领头创建这个专业的是吴三立老师和唐启运老师，后来我也加入进去了，另外还有一个钟旭元老师。所以从1983年开始，我就专门上研究生的课，在本科只授选修课。

汉语音韵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对我来说其实很陌生。当时在华师，唯独汉语音韵学没有老师任教。正好我在北京进修过这门课程，所以回到华师教书时，我一边上课一边学习。

华师有一个李育中教授，他说他什么都看得懂，就是音韵学看不懂。音韵学有一套特别的方法，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开口呼、合口呼，等、呼之类的，这就是古老的学问，也不太容易学。我把它啃下来，就上这门课。后来研究《广韵》，讲授《<广韵>研究》，它是研究音韵学的基础。换句话讲，它的这个体系就是唐宋时的语音系统，你要学上古音，你得从广韵往上推；宋元以后的音你要从广韵往后推，所以这真的很难弄懂。后来我开了《<广韵>音系与方言调查》这门课，因为《广韵》本身和方言很有关系。再后还讲授《汉语语言发展史》和《汉语语法发展史》。以上这些就是我给研究生上的几门课。

有人开玩笑说：“中文系那么多人，到外面去不愁没饭吃。”我说：“不行，我的学生不多。”本科生比较多，但是研究生就少了。所以我的学生很少。我在1999年退休，64岁，在当时已经超龄了。本来是60岁退休，但是我60岁那年还招研究生，所以等到我的研究生毕业了，我也退休了。

我记得我生日那天吴辛丑老师送了我一个摆设品，和我们的几十个学生一起过来给我过生日，江西、海南的，都过来了，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走。我虽然很感动，但不主张这种做法，因为太劳民伤财了。

说起我印象最深的学生，他叫梁金荣，广西人。这个人学问扎实，写文章写得很好。他是1986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师范大学，在那教了几年书他就报考了暨南大学的博士。博士生毕业后，华南师大当时想要他回校任教。但是他对家庭感情很浓厚，他提出一个要求，半年内要把他的老婆调过来，但很困难，学校没有答应他，所以他最后还是回到广西师大任职。后来他又被调到广西自治区党委调研室当主任，是处级干部，最后调到了北部湾。现在广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属正厅级。他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暨南大学请我去当答辩委员，还有香港台湾过来的一些老师，台湾的一个老师叫丁邦新，很出名的。

我这个人是比较内向，很高兴的事没有表现出我很高兴，很苦的事也没有表现出很苦的样子。所以那次，答辩会吃饭的时候，丁邦新就跟我说，“周先生，你今天应该很高兴啊，你的硕士生那么优秀。”我那天当然是很开心的，但是他可能看到我没有特别的表现，同时我也不大爱讲话。

梁金荣的论文写的确实很好，我们的学生里面那么多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了。他的生日跟我的生日是一样，9月18日，不同年，但同月同日。

讲到我自己，我们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毕业以后五十至七十年代那个时候运动非常多，一个接着一个，所以我们这辈人都经过政治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社会动荡，经济生活紧张。我们一天只能吃2分钱的青菜，给你一张卡，只允许你买2分钱青菜，多了也不能再买，有钱也不能买了。那个时候经济困难，1960年到1963年，当时什么都凭票，定量供应，有油票、粮票、饼干票。比如我，一个月只有26斤米，多一点也没有；布票，有一丈三尺六，差不多是做一套衣服的量。当时要想买新衣服，一定要有布票才行。这些票，现在已经当成一个收藏品了。

至于说到经济生活，家庭负担，我体会很深。国家经济困难，物质缺乏，什么都凭票，也没有钱。

我1959年毕业，工资61块5毛，我妻子当时被分配到佛山师专，一所专科学校，工资是60块多一点。因为城市之间，工资不完全相同，广州会比县城的工资高一些。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一共是120多块，负担两个人。

后来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都来到城里，工资没有涨，120块从负担两个人变成负担四个人，接着我们又生了两个小孩。一直到1978年以后开始提职称、评讲师等，才涨了一点工资，加七块钱，68块五毛。所以我们的工资120多元，从要养两个人到养六个人，都是相当紧张了。

有段时间真是不堪回首，我儿子病了，我母亲也病了。有一天晚上我儿子高烧不退，在中山三院住院。我老婆在照顾我儿子，我就在肿瘤医院照顾我母亲，她要进行手术。

那天晚上刮风又下雨，大概是凌晨两点多，我妻子打过电话给我，说儿子高烧不退，要我回三院。那时候我顶着风雨，骑着车回了三院。等儿子的烧退以后，我又回到肿瘤医院。这种生活确实很苦。

 那时候因为经济负担很重，母亲孩子又生病，没有钱去买营养品，家里就养了几只鸡。养鸡也要喂粮食，可是当时穷，粮食紧张，我就骑单车到车陂的农贸市场里，卖菜的农民会把菜比较老的部分剥掉，那些菜帮就被扔在地上。我就把它们都捡起来，带回来斩碎，煮给鸡吃。除此之外，因为我在审干办公室，还有个任务就是出外调查，每次外出我就带点米糠回来，也是给鸡吃。

还有一件事，八月半中秋节的时候，家家户户要吃月饼。但是家里穷，买不起月饼，于是我就翻翻书架，把一些用不上的书当废纸卖掉，换回来的钱就买月饼。当时就是过这样的日子，我还接受过补助。

本来我母亲从乡下到城里来，是来照顾孩子的，但是她病了，而我和妻子都要上课，那小孩只好临时请人照顾一下。因为我在人事处，近水楼台，人事处就是掌管补助的，他们知道我经济困难，就每个月给我二十块补助。这种清贫的生活过了二十年，一直到1978年以后情况才慢慢改变了。

经济上的困苦我深有体会，但是政治斗争基本对我没有冲击。因为我属于正统派，总体来说，我对党的大方向能把握住，不左也不右。1961年开始反右倾，我没有被反，相反，在60年代、7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在学校的人事处审干办公室工作，审查教师的历史情况等等，摸清楚情况。同时我还有一个副业，就是帮助两地分居的老师安排工作调动。

经过我手的有几个成功的例子：当时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合并，所以暨大的老师也是华师大的老师。有一对印尼回来的夫妇，丈夫是在我们中文系，妻子在四川，相距甚远。于是我帮他们做了工作调动，也算是做了件好事。这是我的副业，虽然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但是因为我是做审干工作的，所以我就尽可能帮助他们。当时很多运动发生了，但无论是什么运动，我既不左也不右，不得罪人，只做好事。

现在的人是很幸福的一代，我们那代人实在是太苦了。但是虽然生活辛苦，我人生走的比较顺，这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们当时有一种很简单的、很淳朴的思想，就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就说分配，我们被分配到哪里就去哪里，从来不会有异议。毕业时，我留在华师，未婚妻分配到佛山师专1962年各个地区的师专，比如汕头师专、嘉应师专、韩山师专等等全部取消了，撤销之后老师就重新分配。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她可以来广州，即使不到华师大也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更没有要求照顾。

后来，她被派到南海县的一个中学去任教。我每周六就蹬着个单车去看她，当时每个周六都要进行政治学习，五点钟下班，我到她那里就八点钟了，路途挺远的。我甚至还用箩筐载煤回去，那时候煤也要凭票，有些老师用不完，我就拿过来买煤，运到南海那边去，抵达的时候常常是满身大汗。

直到母亲又病，孩子又病，经济负担又重的1975年，我才向组织提出请求照顾，希望能够把妻子调到广州来。我在人事处，组织也了解。

中文系的书记邓煜明，后来当上总务长了，当时是他找到我们党委副书记，拜托书记打了报告给省委组织部，这样才把她调到华师。那个时候是1975年，本来按省委组织部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在南番顺已经算照顾了，进广州市是很难的。所以，如果不是党委副书记跟组织部打交道，根本不可能。后来她调进了设在华师大的广东省教材编写组，教编组撤销之后就回到中文系来教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中各个阶段的转折点，都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而我都把握住了。在惠州师范学校时，我从来没想过读大学；在华师读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要当大学老师。换句话说，这些机遇不是我去要求、去争取的，我根本就不敢想、也不清楚，都是突然就宣布了人选。所以有句话说，“机遇都是给有准备的人”，按照这样的道理，我是有“准备”的。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在为当大学老师而奋斗，我没有想过，但是为什么会选中我呢？就是我平时表现好，政治思想和学习等各方面都比较优秀，这些都是平时的表现，老师看到了，党看到了，觉得我有培养的前途，于是就选中了我。

1949年10月解放，我1950年5月就入了青年团，我是第一批参加共青团的人。当时党提倡什么我就按照什么严格要求自己。

1954年在惠州师范学校，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虽说没做什么特别的贡献，但是党还是给我发了一个入党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在惠州师范学校的时候，我是学校学生会的秘书长兼任班主席，这些都是因为我表现好才能当选的。

当年在惠州师范学校我还受奖了，奖品是一块灰色的布，是当时最流行的中山装布料，够做一条裤子。到了华师大以后，我就担任团支部书记，一直到毕业。这些都是我政治思想、学习上表现好的一种体现。平时的政治思想表现、社交活动、学习情况等，老师、领导都看在眼里，他们会挑选表现突出的人才。所以从我的人生旅途来讲，还是很顺利的，每个阶段都让我有一个惊喜。

这些不是我刻意去追求的，我刻意追求的，就是做好我的本分：读惠州师范，我就追求怎样做一个好的小学老师；读华师，我就追求做一个好的中学老师。这些都是平时日积月累的一种修养，我讲的一些经济困难，都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些困难，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平顺的。

我有今天，感谢我的学生对我的信任，感谢我的老师，感谢党的培养。

吴三立老师是全国有名的，很有学问，教导学生谆谆善诱，有问必答。他也不把我们当学生看，很平易近人，上课深入浅出，各门课都讲的很好。他做学问扎实严谨，如他所写的有关偏义复词一文就大量列举材料，让材料说话，令人信服。

所谓偏义复词，就是一个双音词其中一个词素承担整个词的意义，另一个词素只起陪衬作用，在表达词义上不起作用。

我在写作《<颜氏家训>复音词的构成方式》一文时就受到吴老上述文章的启发，除通常所列的同义联合、反义联合外，另立一个“偏义联合”的构词方式，《颜氏家训》中有一句“攻人主之长短”，实际上“长”不承担词的意义，只有“短”才有词的意义。“短”就是缺点，“攻”的对象只能是缺点，不可能是“长”，长处，优点。

唐启运老师今年86岁了，他是1957届北京大学毕业的，我是1959年毕业。他也是我的老师、我的前辈。他说，研究语言学，就要学好语言学理论，“不要只看到树木，看不到森林”，也就是说，光看到具体的语言现象，没有提升到理论来分析是不够的，他很强调语言学的理论和哲学，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现在做学问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现在科技发达了，现代人不用上图书馆，电脑上的信息很全。现代人写文章很快，因为不用到图书馆跑跑看看。我们那时查资料，很多时候看到最后都没有，然后又再找。有些时候，花一上午都没有找到自己要的书。而且当时资料都是用卡片来写，现在都不用了，在房间里打开电脑，就有大量的资料供人们查阅。

有些人的文章里把别人的东西融入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有些说实在的就是用网上的文章东拼西凑。所以现在经常有曝光剽窃他人作品的事件，这是不好的——要引用别人的观点就老老实实写明出处，别人就不会告你剽窃，但是把别人的说成是自己的，那就不行。现在的人急功急利，不像老的一代人，做学问非常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