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
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文学（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中国近代文学分期，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62年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担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岭南近现代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校图书馆馆长，1996年9月退休。学术职务有:中国近代文学会常务理事、广东文学会理事、广东近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广东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等。
初见钟老师，是在2017年冬月的一个下午。记者们怀着激动又紧张的心情，敲开了老师家的门。尽管他年已越八旬，老师仍是精神矍铄，他眼里含着笑，亲切和蔼，瞬间缓和了记者们紧张的心情。老师家中布置得很温馨，茶几上摆着全家福；书籍很多，却不显凌乱，井井有条。墙壁上挂了字画，其中一幅是老师写的有关家乡的七律诗。在缕缕茶香中，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与近代文学的渊源以及数十年来从教的经历。
一个人成功来源于自身的才华和努力，也必然离不开客观的因素，金子总会发光，但要遇上一个淘金的时代和执着的淘金者。
钟老师与近代文学的渊源，与当时的社会和政策是分不开的。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回华南师范学院（当时华南师大的名称）后，钟老师被安排教授近代文学的课程。钟老师回忆，他在大学期间没有听过近代文学的课程。当时给学生上近代文学课，仅是将薄薄的一本近代文学教材照本宣科，对于教材以外的近代文学的学术情况知之甚微。
钟老师和近代文学关系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文革时期，与“四人帮”的一个决策密不可分。在“批林批孔[1]”的形势政策下，“四人帮”定下广东省研究的三个法家代表人物，指定中山大学研究王安石，华南师范学院的政治系和历史系研究魏源，中文系研究龚自珍。钟老师参与研究龚自珍的工作。
（钟老师与师母蔡秀芸女士）
打倒四人帮后，曾与中文系一起研究龚自珍的广东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张难生教授建议我校成立近代文学研究室，开展近代文学的研究。管林老师[2]、钟老师等人是我校研究近代文学的奠基人，近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不久，他们就应中华书局约请编写出版了《龚自珍的诗文》，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编写出版了《龚自珍研究》，这两本著作成了我校中文系最早在北京出版的研究成果。龚自珍是近代开一代风气的著名诗人，他的名气不小，但在当时，国内对于研究龚自珍的学者还相对较少。在《龚自珍研究》之前，只有上世纪二十年代朱杰勤教授著的《龚定庵研究》，它还是一本从史地学角度撰写的著作。从毛主席引用了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3]开始，龚自珍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钟老师等人对龚自珍研究的书籍出版后，后来陆陆续续有学者也开始着手关于龚自珍的研究。钟老师笑言：“凭借一本《龚自珍研究》，我系先后出了三个教授，也是从研究龚自珍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了近代文学这个研究领域了”。
之后，国家教委主持关于高等教材的会议中，决定要编写一本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书作为高等学校的教材。当时申报这个项目的有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但结果出乎意料，最终决定委任华南师范学院管林、钟贤培等一群年轻的大学教师来编写这本高等学校教材。《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1991年出版，又是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继龚自珍研究之后一本影响范围遍及全国的著作和国家教材。
钟老师对我们说，近代文学研究室是由青年教师组成，阅历不深，学术底子单薄，要在近代文学领域打出一片天地，必须在短时间内拿出有份量的学术论著。于是他提出一个很实际又有远见的主张：“个人写论文，集体搞著作。”钟老师坦诚地说：“‘集体搞著作’比‘个人写著作’更快出成果。”钟老师主持编写的著作一共15本，不过他写的论文也不少，发表长篇学术论文六十多篇，一般文章一百多篇。同时期的其他老师也发表了不少个人论文。
钟老师谈到自己与近代文学的关系，谈及他为什么喜欢近代文学，为什么喜欢研究龚自珍时，他说这不仅是个人兴趣，也包括了历史原因。在大学学生时代的钟老师，比较热衷于现代文学，曾参与中山大学现代文学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后来是历史的原因把他带进了近代文学的领域，也是历史的原因让他在近代的领域留下了他独有的痕迹。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钟贤培老师担任了近二十年的教研室主任。当时，研究室里有钟贤培老师、管林老师、陈永标老师、汪松涛老师、谢飘云老师五名成员。钟老师认为，这个团队的成员大都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青年教师，年龄相仿，而且学术水平相当，拥有较强的学术宏观意识。大家都很谦逊，一直秉承着团结合作的精神，是一个比较有战斗力、有开拓精神的团队。在钟贤培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这个团队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事情。
第一项是参与组织和主持了1982年在梅州举行的黄遵宪学术研讨会，这是文革以后最早召开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当时与会的，除了华南师范学院以外，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及中山大学、河南大学、江苏大学（当时叫江苏师范学院）等国内高校。研讨会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会议确定了近代文学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传统。另外，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的中国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影响力较大，在全国学术界的名声渐长。总而言之，华南师范大学的近代文学教研室在全国学术界影响力的产生是从这三次学术研讨会开始的。
第二项是从1985年开始，华南师范大学破格招收近代文学研究生。所谓破格，是指当时国家教委有一个规定，只有招收过研究生的单位，才有资格申报硕士点。华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含近代文学）还没有招收过研究生，还未具备申请硕士点的相关资格，但是最后申报成功了。这与近代文学研究室成立后积极而有效的开展学术研究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项是出版了由钟贤培老师主编的五辑近代文学的刊物——《中国近代文学评林》。这五辑评林，除了个别采用外校老师的文稿，大部分都是我校近代文学研究室老师的论文。这五辑评林是当时学术领域较早的有关近代文学的杂志，在全国影响较大，《中国文学年鉴》还对此作了介绍和肯定。
第四项是研究室出版了几本有学术价值、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第一部就是上文提及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龚自珍研究》。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著名作家舒芜。钟贤培老师在《龚自珍研究》一文中，负责关于诗的编写，其中关于《己亥杂诗》的研究，还被冯其庸先生[4]推荐给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龚自珍研究》的编写过程并不容易，当时钟贤培老师与陈新璋老师带着有关文稿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听取一些学术界老先生关于龚自珍的意见。钟老师笑言：“我们写这本书，是做足了功课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写出来的。”
（钟老师家的画）
另外，应中国教委要求，近代文学研究室编写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国家教材，和《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近代文学史是省社会科学的重点项目，这种地域性的文学史，在当时出版时除了上海和广东，还没有第三本。这三本书钟贤培老师是主编之一，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重视，并写进了当年的中国文学年鉴。
除了这三本在学术界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著作以外，钟贤培老师在任研究室主任期间担任主编，与教研室其他同仁完成了几部有价值的著作，包括《康有为思想研究》《中国近代诗歌系列》《中国近代散文系列》《诗词曲知识辞典近代部分》以及《中国文学宝库近代卷》等。
在采访过程中，钟贤培老师多次提到研究近代文学需要“胆识”。在老师的论著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在上世纪极左思想泛滥，近代文学很多好作家、好作品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研究近代文学是需要承担相当大风险的。譬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就被当作保守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来批判。
另外，像《老残游记》[5]《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6]之类的书籍，在一段时间里属于禁书，不允许出版传播。那时钟老师发表过一篇论文《刘鹗论辩》，研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7]。在当时系里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个与会的老师质疑他：“你怎么什么都不写，你就为那个汉奸辩护呢？”当时刘鹗被定为汉奸，因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他曾经组织收集救济粮来救济老百姓，在这过程中和八国联军有过联系。后被清政府定为汉奸，流放新疆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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