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李英：广东增城人，1937年农历二月八日出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级汉语言专业学生，有幸聆听王力、朱德熙、岑麒祥等著名教授授课，并由岑麒祥先生指导毕业论文写作，在校期间受到良好的专业培养与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毕业后在家乡工作二十多年。
●1985年开始在华南师大中文系讲授古汉语，1992年2月退休，致力于客家文化与方言的研究工作：先后参与《增城县志》和《增城市志(1994—2005)》的编纂工作，编写《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参与《增城客家山歌精选》的收集选编工作等。
●2008年至今，担任增城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现正在与深圳大学张卫东、刘丽川教授，华师大谭赤子副教授等人合作，进行赖际熙成书于1925年的客家文化研究奠基著作《崇正同人系谱》的校点注释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将计划列入“世界客家文库”出版）。
访谈时间：2015年4月9日
访谈地点：王李英老师家中
访谈人：谭晶文、孙天冰、陈晓丹
2016年4月9日下午，下着雨，记者们坐着310路公交车赶往碧桂园，王李英老师的住处。从大学城到碧桂园的途中，记者透过车窗，看着迷蒙的天空，想象着这位从未谋面的先生的样子。
一路跌撞，记者们终于觅到那间远离市井的房子，轻轻敲门，应声来开门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稍微佝偻着背部、头发银白的老人，面带着微笑，热情地伸出双手，带领着访者走进属于她的世界。
这，就是王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 一 \ 难以割舍的客家情结
图片选自网络
虽然独居，王李英老师的家显得整齐别致，很有条理，古朴的木制家具，透露出主人雅致的情调。茶桌上摆着广东传统的零食——龙眼干、荔枝干和南瓜籽，还有一套不常用的茶具，她说那是为客人准备的，自己不常喝茶，喝了茶，夜里会更难入睡。
谈起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她有说不完的话，这似乎是客家人特有的天赋。“增城客家人喜欢唱客家山歌，客家艺术团邀请我去听。我和合作搞研究的几位教授都会去听，会给艺术团出主意，但是我不会唱。去听，目的是鼓励他们，继续把客家山歌唱下去，弘扬客家文化。”王老师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一边嚼着瓜籽，一边说着，“我对客家文化研究会的热心人说，你们把客家谚语、歌谣、民间故事都收集起来。这些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申请非遗保护。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再不传下去，今后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些文化就消失了。这是很可惜的。”
《增城客家山歌精选》，2010年版，李思平，罗兆荣，黄卓夫主编，图片选自孔夫子旧书网
我们非常理解她的客家文化情结，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客家人外出打工求学，客家方言、客家文化有可能被淹没，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客家学者的注意。王老师觉得自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早在2000年，她趁着自己被聘任为南国艺术研究院中文教授的机会，倡议建立南国艺术研究院客家文化研究室，自告奋勇担任研究室主任。后来，她负责的文化研究室又与增城市文化局合作，搜集、选编《增城客家山歌精选》。此书选编了增城各个历史时期创作以及民间流传的山歌和曲谱共2000多首，2010年由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生为增城客家人，王老师的母语就是增城程乡（梅县的旧称）客家话，她想作为一位语言专业的毕业生，如果不研究自己的母语，真是太可惜了！“方言保留不住，好多文化保留不下来”、“方言丢了，传统文化就丢了”说这两句话时，王老师的声调稍微有些提高，音量也有所增大，她的声带紧缩，喉咙绷紧。她仿佛在表达自己坚守客家方言，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
《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1998年版，作者王李英，图片选自孔夫子旧书网
上世纪90年代，王老师着手编写《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在编写的过程中，她曾经遭受质疑：“你研究客家文化，会不会挑起族群之间的矛盾？”她写好的《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底稿放在县政府办公室足足两个月，却没有一个人去翻阅，最后返还给她。“那些国际音标与方言术语，怎么可能挑起族群矛盾？”王老师如是回答。所幸最终这本书还是成功出版，并得到业界一致好评。一次偶然，王老师看到《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被列入“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藏志书目录”时，她的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如今，王老师将自己编撰的书全部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都是她参与编撰的书目，包括《历代荔枝诗词选》、《增城县志》、《增城市志》（1994—2005）等等。她主动提出帮她和这些书拍一张照片，那双接受过岁月打磨的手轻轻地在书页上摩挲着，像是呵护着自己用心血哺育的孩子。镜头前的王老师，站在书堆的后面，矜持地微笑着，但是那明显上扬的眼角却暗示着她内心压抑不住的欣慰和激动。
“尽管是井底观天，沧海一粟，不足为道，但也总算是留下了一点人生的痕迹吧？”她用此来勉励自己。她的执着与坚持，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王李英老师是1992年从华师退休以后才投身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研究工作的。
1963年，王老师北大毕业回到自己的家乡增城，但囿于时代的限制，只能全身心开展政治宣传和行政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她调入增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主要是负责草拟与修改县政府的各种公文、以及每年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等。
王老师说：“我到增城工作已经二十多个春秋，在那个年代，一直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全身心地工作，容不得自己选择；对党的路线和上级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没有独立思考的余地。至于我学的专业，只有一年一年荒疏，根本没有业余时间钻研的可能。当然，我学的语言专业，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用处，我所草拟的文件，起码不会有语法方面的差错，没出现过什么问题。起草公文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用处毕竟是极少的，有中等文化程度，也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总有一种虚度年华的感觉。”语气中有淡淡的无奈和遗憾。
记者也不由唏嘘：在最好的年华里，无法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惋惜的事情。但王老师并没有打算就此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她始终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当教师或搞研究工作的。通过多方努力，她在1985年成为华师古汉语教研室的教员，那时她年近五十，教了六年即退休。
对于大学毕业到从华师退休这段经历，王老师是这样评价的：“回顾起来，在增城二十多年，似乎是一无所获、虚度年华。但是，我总算在社会大学里'苦读'了一段时光，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对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较多的了解，而且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为我退休后在家乡参加编修《县志》与《市志》以及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在华师教学六学年，教学相长，捡回了专业，温故而知新，等于是继续上了几年大学，增长了知识，扩宽了视野。因此，时间并没有白费。”
她一直相信“东隅已逝，桑榆未晚”，退休之后，她觉得“安度晚年”离自己还很远，认为自己精力充沛，还要发挥余热，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退休后，她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研究和保护工作。经过辛勤的耕耘，她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面对这些成绩，王老师谦虚地表示要“感谢几位教授的热心指导，感谢所有客家文化研究的热心人在工作中的鼎力支持与合作，也感谢亲人的默默支持与帮助”、“我所做的一切，如果能算是'成果'的话，里面都渗透着亲人们的心血和汗水”。
现在，王老师已年近八十，自嘲“年华渐老，有点儿老态龙钟了”，但看起来她仍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还在继续与几位教授合作进行将被列入“世界客家文库”《崇正同人系谱》一书的校点注释工作。翻开这套《系谱》，我们可以看到王老师用铅笔标注的句读，认真而细致。她认为她的晚年真的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并且她深信“有耕耘必有收获”。正因为她拥有充实的晚年以及坚定的精神寄托，她才能一直心怀“感激”，感到 “幸福”。
在采访过程中，王老师讲到一件事：曾有个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女学生打电话找到她，说自己要做增城方言研究，很想得到一本《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王老师当即送了一本给她。王老师知道华师学子也面临着语言文字类著作难找的问题。她表态：“你们可以带一些书回去，帮我捐赠给华师图书馆。这些书是我选注或编著的，出版社每次都会给我一部分留作纪念，我每种都挑几本，给你们带回去。我觉得，这些书涉及到方言研究，对于你们这些对汉语方言感兴趣的学生来说会有一些帮助。”现在，华师大图书馆已把她所捐赠的《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增城客家山歌精选》等全部登记入册，并即将发给捐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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