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本来想的是，我要考回四川去，要找个四川的大学读书，读研究生。结果我一查研究生报考资料发现，四川有四所大学招收古汉语研究生，但是外语那一项都是要考英语。
我在大学学的是俄语，这一下子，就把我的路堵死了，考不了。我再查，查到杭州，浙江师大，它收日语研究生，报考日语可以。
但是呢，它要求复试。就是你笔试通过了，还要再去一趟，去面试。而且说得很清楚，来回路费自理。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才四十多块钱，所以来回路费我承担不了，也不行。
杭州不行，我就想去广东，我一查，广东呢，华南师院（今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招研究生，而且语种不限。哎呀，这个太高兴了，那我就报华南师院了。当时我就把我研究生的第二个志愿填为华南师院，第一志愿我填了母校北师大。
结果考完了以后，我北师大的老师，许嘉璐教授告诉我：“你爱人的户口不在北京，我们要招的研究生就是将来要留校当老师的。你爱人的户口不在北京，将来要解决你们两地分居的问题，外地进京指标非常困难，我们又不忍心让你们老是两地分居，所以对不起，虽然你够录取标准，但我们不能录取你。我们把你移送到第二志愿去了。”
好在第二志愿也就是华南师院，很痛快地录取我了。我才能够有幸来到华南师院读书。这是我考研中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师从吴三立先生（1979-1982）
右二为吴三立教授
我到了华南师院以后，很幸运，吴三立[1]老师给我们开第一门课——《说文解字》。因为他的老师就是钱玄同，钱玄同[2]的老师是章太炎[3]，都是研究古文字的。你看，那就是《说文解字·注》（老师指着书架上的一本书）。
吴三立先生那个时候八十岁了，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六十五岁退休的。退休十五年后又让他出山，来带这首届研究生。头两次课就在中文系那个小楼的研究生室给我们上。
头两次课是他走过去的，从这个北区走到中文系办公室。后来我们觉得应该我们年轻人走，于是第三次课就我们到他家。我们总共四个人，他就在家的小客厅里挂个小黑板，给我们讲《说文解字》。
那个时候，他作为全国有名的二级教授，家里面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他给我们每个人一把葵扇。自己摇着一把葵扇，我们学生也摇着葵扇，就听他讲。
他讲得很生动，讲得很好。不但能够把许慎《说文解字》的原意讲了，而且还有引申，还有发挥。不光是从小篆讲起，《说文解字》本来是小篆嘛，实际上他从甲骨文讲到金文，再到小篆，再到隶书，这么一路讲下来的。
他本身是一个文字学家、书法家。他是很有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日本尤其有名，我们几次上课的时候都曾见有日本人上门来求字。这么一位老先生。我们很有幸，得到他的教诲。
钟旭元教授与许伟健教授合编《上古汉语词典》
然后就是钟旭元[4]教授，钟旭元教授也是一位训诂学家。他和中大一位学者两人合编了一本《上古汉语字典》。你想想，在那个时代自己编一本字典，很了不起的。
钟老呢，就教给我们知识，并督促我们读很多应该读的古代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比如说，很多的古代语言学著作的前序、后跋，这些序跋都是当代的名家对这本书的评价、简介。
他就让我们把这些名家的序跋找来，标点、翻译。这个标点翻译，不可小看。要把它正确标点、正确翻译，那首先就要把这本书吃透，至少要基本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我们就对这些传统语言学的著名著作，可以说，至少都浏览了一遍。他给我们开的这门课，我们也受益匪浅。
第三位是唐启运[5]教授。唐启运教授是北大王力[6]教授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给我们传授很多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说吴三立和钟旭元两位老先生教的是传统语言学的，老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那一套，唐启运先生教的就是现代的，比如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等。他把这些很现代的外国语言学理论介绍给我们，那样我们就能够贯通古今与中外了。
周日健教授编写《新丰方言志》
还有一位周日健[7]老师，当时他还是讲师。他精通音韵学，后来去调查方言，写了一本《新丰方言志》的著作，后来升为正教授。他就给我们讲音韵学，但是说老实话，音韵学实在是很难学。
我们学了一遍以后，大概是听懂了，但是要说真正掌握，还不行。但是我们机会好，暨南大学邀请北大的唐作藩[8]教授到暨大当了一年的客座教授。
他就在暨大给本科生讲音韵学，讲一年。于是我们四个研究生就通过研究生处去申请，每个人领到二十块钱，交听课费，交到暨大去，就有资格旁听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这门课了。
唐作藩可以说是国内音韵学研究的泰斗。我们在已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听他再讲一遍。“哦”，这一下，豁然开朗。再加上他又教授得法。音韵学这么难的这门功课，终于让我们拿下来了。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很有机缘，运气很好。
（未完）
注释：
[1] 吴三立（1897~1989年），广东梅州人。民国22年（1933）夏，受聘南返，在广东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理学院、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和中文系主任，并先后兼教于南华大学、文化学院、广州大学等院校。1953年秋起，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副主任、教授。前后致力高等教育60多年，直至80高龄，仍任中国汉语史研究生导师，为教育事业贡献了毕业精力。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高级领导干部或著名学者。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有文字、音韵、诗词、经学等方面的研究专著10多部以及论文一批。他不但学术造诣很高，而且在诗词、书法方面均有颇高成就。诗作专集有《靡骋集》、《辛旨近诗》等，深得海内外学者好评。书法作品曾在广州、北京、香港和日本等地展出。
[2]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三十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3] 章太炎（1869年-1936年），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小学大师，朴学大师，国学大师，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著述甚丰。
[4] 钟旭元，现已去世。华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语言文字学家，蜚声学界。1979年与吴三立、唐启运、沈开木等创建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专业汉语言文字学。与许伟建先生合编《上古汉语词典》。
[5] 唐启运，广东电白人。华南师大中文系教授，已退休。先是进入南方大学学习，1953年再读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北大学习期间，师从王力、岑麒祥、魏建功、高名凯、周祖谟、袁家骅等一代名师。是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在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方言学、语言理论、汉语规范与语言教学等多个领域从事了精深研究，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文与著作。
[6] 王力（1900.8.10-1986.5.3），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等等。
[7] 周日健，广东惠东县人。1959年7月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华南师大中文系教授，已退休。长期从事汉语语法、音韵和方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汉语史硕士研究生指导组组长、汉语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著有《新丰方言志》、《古汉语析疑解难三百题》（与唐启运合编）、《汉语虚词词典》（与唐启运合编）等。
[8] 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省洞口县人，当代著名音韵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已退休。从事音韵学、汉语史和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五十余年，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的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其中不少人现已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中坚力量。而且，还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这些论著范围较广，涉及音韵学、汉语史、古代汉语、方言学、词典编纂以及中学语文教学诸方面，并对于相关语言学科的横向普及和纵深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著作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与《上古音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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