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塾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中医，又是一个私塾先生。他一方面给人看病，一方面教小孩。

但是呢，我们家有祖传下来的二十八亩地，当时有地就是地主。虽然我们有二十八亩地，不过因为是在很贫瘠的山区，所以实际上这二十八亩地所收上来的租子，仅仅够交国民党政府的租税，还有就是供养家里面几个老人的生活。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爷爷有两个老婆。他原来娶了一个，后来在广元办厂的时候，又娶了工厂里的小女工作为小老婆。但是他很快就去世了，就剩下了这两个老妇人。我们后辈就把她们供养起来。所以祖上传下来的这二十八亩地，收完租后赶快交公粮，交完给国民党的公粮，剩下一点点就给这两位长辈作为生活用度。

我们几兄弟的学费、生活费，都要靠我父亲，他给人家看病，给人家教私塾，挣点钱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地就是地主。所以我五哥那个时候成绩很好，但还是因为家庭成分而没有考上大学。

▲ 陈毅将军

那过了几年以后，我为什么能够考上大学呢？不是我成绩比他好，而是因为1962年陈毅的谈话。陈毅当时是外交部长。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又红又专的谈话。

在那篇谈话里面，他指出，我们要培养的学生，培养的人才，应该又红又专。如果只红不专，不会开飞机，它会掉下来；如果只专不红，对共产党不好，他会把飞机开到台湾去，投奔国民党去。他提出，我们要又红又专，不可偏废。

结果，他这篇谈话影响很大，所以1963年的高考录取政策就有所改变，我们这些出身不太好但表现好的学生，还是能够被录取的。

我就属于出身不好，但是表现好的。因为我从小很老实，很听话，人家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是，一切都听党的话。老师也好，学校也好，都挑不出我什么毛病来，所以最后同意我报考，同意可能被录取。学校的签署的意见是“同意报考，同意可能被录取”。而事实上经过考试，我考得很好，北师大录取了我。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当时我就知道认认真真学习，听老师的话，听学校的话。

文理优异生的意外之“变”

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报考是分三类：理工一类，文史一类，农林医一类。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么分的，当时是分为三类。我呢，当时报的是理工类。

结果我报了以后没几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说，我们学校报理工类的好学生很多，要考上好学校肯定没问题。但是报文史类的，学习好的学生不多。如果没有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上级会认为我们学校偏科。

而我呢，是理工和文史都比较好，所以他就动员我报文史，以实现学校的平衡。我开始还有点儿犹豫，因为我很想学理工，而且我的数理化也学得很好。因此，班主任就动员了我两三次，我都犹犹豫豫的，没有答应。

后来学校的一个团委书记又来找我谈话，动员我：“你要为学校的大局考虑，如果我们这个学校考上重点大学理工科的很多，考上重点大学文科的一个也没有，那上级会责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偏科。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希望你去报考文科。”

因为我的文科也很好，我的语文，我的外语，都很好。后来我的外语是考了满分。那个时候学俄语。当时我能够跟那些与我们一起联欢的苏联专家很流利地用俄语交谈。我大概有点儿语言天赋，所以我对学语言很有兴趣。

那么现在书记来找我谈话，动员我报考文科，而且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如果一定要坚持报考理工科，你考不上，就别怪学校。”这个话，一下子就把我吓住了。因为我知道，学校的鉴定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说：“那好吧，我服从学校的安排，报考文史。”

▲ 北京师范大学

（未完）

注释：

①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旧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195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