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君子之于学也，入乎耳，着乎心

本科：东北师大

因为我是吉林人，所以当时报考大学时我选择东北师大，觉得考上东北师大以后当个老师也不错，其他还不太了解。

当时正赶上粉碎四人帮，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所以特别重视学习，学校的氛围挺不错的。我当时外语学得很好，我们学的是日语。因为上大学时英语老师比较少，但会日语的人多。

日本人当年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实行奴化教育，好多老人会日语，在老人中找能流利讲说日语的人非常容易，所以请他们来教我们日语。

▲ 年轻时的张玉金老师

没有学俄语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和苏联处于敌对状态（1969珍宝岛战役），再加上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僵化，而日本、美国经济发展都比较好。而且我们国家当时支持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中日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我记得我们学过一篇课文，讲的是一只信鸽受伤了，日本人看这是中国人的信鸽，就把它给治好了放飞回来。

中日友谊一衣带水，改革开放后日本给我们政府援助，一种是直接给钱，还有一种是低息贷款甚至无息贷款，而且鼓励日本企业到中国发展。

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也非常羡慕日本，所以学日语，不像现在反而跟俄罗斯关系好一些，跟日本人敌对了。

现在我们已经平视日本人了，原来我们是仰视他们。改革开放后日本是给了我们国家帮助的，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 东北师范大学，图片选自网络

我学日文的时间比较长，本科硕士博士都有学，我学了一年半日语之后参加一个外语知识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人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的阅读能力和发音还不错，日本研究古文字的书和文献我能够读懂，写文章时也能把日语文献的观点引出来。

像日本学者高岛谦一研究古文字的方向跟我很接近，我常看他的文章。但听力比较差，因为没有机会跟日本人多交流。

▲ 高岛谦一，图片选自网络

同一年级的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19岁的应届毕业生，也有三十四五岁的老三届学生。我是19岁上大学，当时还有三十四五的像我们老师辈年纪的人来读大学。

因为1977年刚恢复高考，有十年积累的毕业生同时参加高考，而大学录取的人数又非常少，不同于现在，那时候还是属于精英教育，竞争非常激烈。

上学时，人家是老师辈的，积累的知识多，见多识广。我开始时有点傻乎乎的，但是大概经过一年半踏踏实实的学习之后，就比他们要好。所以说尽管以前知识方面还不行，但是当时我就不服输，觉得自己踏踏实实地学肯定能比别人强。

我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从小学升到初中时班里很多人都比我出色，但我通过个人努力就成了很优秀的，我的作文还被老师拿着到各个年级去念。初中升高中时又觉得人才辈出，但我后来也通过努力超过他们。所以我想着大学也完全可以这样，进入环境后不服输，脚踏实地地学，最后还是不错的。

▲ 图片选自网络

那时东北师大的学生一般毕业之后就到中学任教，但我们那时都不想到中学去教书，想教大学。

我们年级的人都有点自命不凡，认为如果教中学那之前学的知识不都白学了吗？所以不想当中学老师，就一定要考上研究生。我上大学一年半之后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

我一开始就喜欢古代汉语，因为上古代汉语课的老师很好。他上课时经常引用一些古文字，虽然不是太幽默，但他讲得很严谨、很清楚，所以我很喜欢，想考古汉语的研究生。

准备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姓赵的朋友建议我一起考现代文学，他说现代文学障碍没那么多，于是我从古汉语改成复习现代文学，学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特别不喜欢，我没再跟他一起学。

最后这个姓赵的同学也没坚持到最后，所以考研究生要有毅力，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

▲ 图片选自网络

实际准备时看了很多书，放暑假都不回家，在学校看书。即使回家也带很厚的书，像朱星[1]的古代汉语教材挺厚的，从头到尾地看，张世禄[2]的古代汉语边看边手抄。而且外语、政治、古汉语、语言学这些理论都要齐头并进。

我记得考政治时，一个姓姜的同学帮助我，手抄二百多道题，抄完之后拿给我背。我背完那二百多道题，政治考好了，真是很感激那个同学。

我最后考硕士是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当时四十多人竞争两个录取名额，最后我考得第一名。

▲ 图片选自网络

一个人，首先要有志向，有一个高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是自己喜欢的，确定以后持之以恒，最终还是能够成功的。当时招研究生的点很少，招的人数也少，竞争非常激烈，但最后还是考上了。

在本科毕业时，我对我的本科经历进行总结——“能认真地对待大学生活的每一天。”考试能通过，竞争能得到第一名，是因为大学期间我没有白过，读了很多书。

硕士：辽宁师大

我读硕士期间辽宁师大的条件不如东北师大好，觉得有点失落，即使学校不怎么好，也要尽可能在那个条件下多读一些书。

当时我知道不但有硕士，还有博士，就觉得一定要考博士，考一个好学校。定了目标之后，三年的研究生学习非常认真。

我们那时候是一周学习六天，只有一天休息。另外我们那时也没有电脑手机，平时主要是看书。

大概读了两年以后，我就开始准备考博士。当时调查考博学校，结果看到北大裘锡圭老师在招学生。裘锡圭先生学问很好，是当时树立的两个科学家典型之一。自然科学树立的典型是陈景润，社会科学的典型就是裘锡圭先生。

▲ 裘锡圭先生，图片选自网络

裘锡圭，1935年6月生于上诲，祖籍浙江宁波，全国政协委员，古文字学家。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录取为胡厚宣指导的“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结业。曾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时他研究古文字，我看的古文字还不太多，定了这个目标就开始读很多这方面的书。

我写硕士论文时最初选择尚书方面的，但是尚书语料不太可靠，后来发现跟《尚书》同时期比较可靠的金文，就想了解金文。最后发现比金文还早的甲骨文，就开始关注甲骨文。

我当时写“唯”字，唯利是图的“唯”。我就从甲骨文写到金文，然后写到战国、秦代，纵向考察。一个字写了一篇硕士论文。

这篇论文涉及到甲骨文，后来考到博士以后就跟导师讲要研究甲骨文。一方面是因为硕士期间搞过，另一方面是裘锡圭老师对甲骨文很熟悉，也非常支持。甲骨文的研究价值很大而且非常可靠，所以就研究甲骨文。

▲ 图片选自网络

当时那三年我们都是脱产的，全力以赴地做。但一开始写文章，还是会被导师批得体无完肤。所以要多看书，看别人的文章。

我读硕士期间很喜欢古汉语，凡是《中国语文》这一刊物上的古汉语文章都看了。一开始有点读不懂，后来不仅能看懂，还能看出有什么毛病。读博士期间也是多看一些文章，最后慢慢地能写出好的文章来。

研究生阶段我觉得创新很重要，主要表现在写文章上。一方面读书，多读书能拓展知识面，另一方面，选定一个题目也很重要。甲骨文研究价值非常大，文献可靠，而能研究的人很少，所以这个研究方向好。

博士：北大

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门弟子（第一个招的学生是开门弟子，最后一个招的就是关门弟子）。

因为我是裘先生收的第一届博士，所以网上都传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山大师兄（在中国首个获得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人）。

我的一生走过来，从大学开始都是改革，所以对改革印象最深刻。比如我参加了改革开放第一届的高考，到我考博士生刚好也是裘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

▲ 北京大学，图片选自网络

在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里面，我受导师的影响比较大。裘先生给我们上文字学，指导我们看书和写文章，我们都认认真真地听。

当时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研究生，主要任务就是要写好论文。有书读不懂我们慢慢再看，多看几遍，主要是把文章写好。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经常写些文章给裘锡圭先生看。裘先生很认真，每次看完都在上面批改。第一次写文章时，写得不好，批评的比较多。当时我写甲骨文语法，裘锡圭老师还拿我的文章跟朱德熙先生讨论，最后还提出修改意见。

我开始对文章确实很不满意，但我没有气馁，陆续写文章给裘锡圭先生看。一般裘先生看完以后，我去他那里谈这文章存在什么问题，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经常挨批评，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章逐渐写得好一些，到现在为止我发表二百多篇文章，就和我跟着裘锡圭先生读书的过程有很大关系。

假设你没意识到这一点，读研究生期间，你不能从导师那里学来治学和写文章的方法，收获就很小。我跟裘先生学习就是通过上裘先生的课，写文章，裘先生对我文章的批评，读他的文章等等悟出裘先生做学问的方法。

我在一篇文章《未名湖的回忆》里还回忆了我在北大读书时的生活，跟裘锡圭先生学习听课研究当中悟出来的治学之道。

▲ 北大未名湖，图片选自网络

博士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写文章，写论文；另一个就是悟出了治学之道。因为裘锡圭先生非常出色，治学严谨，取得很多成绩，确实导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当然还有其他的老师像何九盈[3]先生，他人也很好，读过他的一些书。还有朱德熙先生他的文章影响也比较大，因为我研究出土文献的语法，一开始是甲骨文语法研究，得有语法的理论作指导，当时他正在北大做研究生院的院长、副校长，跟我们裘锡圭先生关系很好，非常欣赏裘先生，所以我也读了他不少语法学的书。

这样等于说甲骨学方面我跟裘锡圭先生学了很多，语法方面跟朱德熙先生学了很多，同时受他们俩的影响，我的语法理论好，甲骨文功底也好，所以能从事古文字学、出土文献语言学的研究。

▲ 朱德熙先生，图片选自网络

朱德熙（1920～1992），江苏省苏州市人，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教育家。他由物理专业转入语言研究，曾与吕叔湘等一起为国家语言文字作出卓越的贡献。

同辈里面就是我的同学黄天树[4]，我们住在一起，他是研究甲骨断代的，那么断代方面也受到他的影响。

后来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申小龙[5]博士，他当时比较红，主张从文化方面研究语言，我受他的影响也从文化方面研究汉字。我写过一些汉字文化方面的书和文章，还主编了一套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多本的汉字文化方面丛书，都是受到他的影响。

注释

[1]朱星，曾任教于上海的美国教会学校Consaga College中国学生部、法国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学院、北洋大学等校。1949年后，曾历任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教授、系副主任、副教务长、副院长，天津市语文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委员，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教授、副院长，河北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等。

[2]张世禄，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字福崇。浙江浦江县人。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学士。著有《中国音韵学史》。从事中国文字学、训诂学、语音学及词汇学研究，尤其擅长汉语音韵学研究。著有《中国音韵史》、《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等。

[3]何九盈（1932年--），湖南省安仁县人，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4]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古文字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帛）和古代汉语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专著《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黄天树古文字论集》、《甲骨拼合集》、《甲骨拼合续集》、《甲骨拼合三集》等。

[5]申小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理论语文学研究主任。著有《中国句型文化》等专著20部；主编有《新文化古代汉语》等高校教材3部、“中国文化语言学”等丛书3套、《当代中国语言学论纲》等论集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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