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父母在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师古巷（1966年后改称为师好巷）“三槐书院”（即“王氏宗祠”）看守祠堂。这所祠堂是供奉来自梅县松源的增城、龙门、从化三县王氏祖宗贵荣公的，同时作为在广州读书的同宗弟子和过往广州的王姓兄弟临时住宿之地。所谓“看守”，就是每当农历初一、十五和年节要在祖宗神位前烧香烛拜祭，平时负责接待过往人员。报酬是极之微薄的，为了维持全家的温饱，我母亲就替住宿人员洗衣服赚点小费。我的家乡在在增城正果镇马鼻岭村（简称为马岭村）。在父亲娶我母亲之前，我曾有一位前母李氏，她生过五、六个孩子。但因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太差，存活下来的只有晋波、晋球两位大哥。其余，有的两三岁，有的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左右就不幸夭逝。在父亲所写的简单家谱中，曾有悲伤的记录：“长男同荫，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三十日，十岁而终；次男兴荫，生于宣统二年（1910）八月二十八日，三岁而终；四男玉展，三岁而终；男炎炉，生于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十三日，长大完婚而逝；男壬波（字晋波）生于民国七年（1918）四月十三日；男醮佑（字晋球）生于民国九年十月。”在晋球大哥不到一岁时，我的前母李氏就因肺病去世了。父亲没法管护，就把我这位大哥过继给一位叫王福元的堂兄弟做儿子。但这位大哥尚未成年，他的养父母就先后过世了，他无依无靠，不能自立，只好又回到亲生父亲身边生活。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童养媳苏令梅以及他的堂侄、同样无依无靠的金祥和童养媳赖焕荣（按辈分，金祥应叫我姑姑，但他比我年长十多二十岁，我一贯称他为金祥哥，称赖焕荣为赖嫂仔），后来发生的故事与赖嫂密切相关，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她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自己的母亲姓潘，名叫潘木清。她是被亲人强迫嫁给我父亲的，其中的细节我不得而知。或许是她原来的丈夫去世后，夫家与娘家都逼她改嫁。她与我父亲素不相识，而我父亲的脾气又很大，打骂是免不了的事情。在我姐姐出生之前，母亲曾生过几个儿女，都没有成活，这一点，父亲没有记录，也许是不忍心记录。在我姐姐出生的时候，母亲对抚养孩子完全失去了信心，一生下来就抱到育婴堂，准备送给别人。但我父亲吵吵闹闹，硬是逼着我母亲抱回来。没有办法，过了三天，当我母亲动身去抱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被别人抱走了，不见了踪影。她空手回家，遭到的是我父亲的一顿打骂。在一筹莫展时，我母亲只好随便抱一个女婴回来抚养。这个女婴是原籍在增城派潭黄岗头村黄姓人家弃置的，这时他们也在广州谋生，不想要女孩子，所以送到育婴堂。我母亲抱养这个女婴，她的父母知道得清清楚楚，经常到我家来看望，我父母把他们作亲戚看待。而在此之前，我父亲还没有女儿，所以尽管不是亲生，也视为亲生，起名叫李婵，带上一个“李”字是为了纪念我的前母李氏。对于被别人抱走的亲生骨肉，父母曾多方打听，但总是杳无音信。我那位被别人抱走的亲姐姐的命运，是大富大贵，还是流落街头？我不得而知。这也是我一生中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情。到我出生时，我的家境应该说是稍微好一些了，两个大哥和堂兄嫂都已经长大成人，在家中可以帮点忙了。李婵姐多是堂兄嫂两人照管，已经五岁了。我虽是女孩子，但父亲对我还是很疼爱，给我起名李英，对我寄予期望，希望我能有出息，而且安排赖嫂照管我。我还算比较有福气。但好景不长，国家的形势日益危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之后，1937年7月7日，侵占河北宛平县城①，进攻宛平城外的卢沟桥，挑起卢沟桥事变②。事后，大举侵入华北、华东以至华南。1937年8月，开始轰炸广州。我不到半岁，父母就带着全家逃难回增城正果镇③马鼻岭村了。1938年初，日机轰炸广州的次数越来越频繁。10月20日，日军侵占增城，21日侵占广州。那时候，整个增城县城与正果圩镇④内的房子基本都被炸毁了，到处是瓦砾堆。据说，增城凤凰山(今菊坡亭所在地)，原有一家戏院，一天，上百人正在看电影，一个炸弹下来，把戏院炸毁，里面的人非死即伤，血肉横飞。那些年月，居民、村民一听见警报就得躲到深山密林里隐藏，全家逃到山上过夜是常有的事情。据前辈说，1938年初冬，马鼻岭全村人都躲在大礤肚村的山顶上，因为那里的树林茂密，容易躲藏。日机就在村民的头顶上嗡嗡直响，并在附近投下炸弹，枪声与爆炸声在不远处接连不断。而我却呱呱啼哭，大概是肚子饿了，怎么哄也哄不停。全村人都担心日本飞机听见小孩的哭声而把炸弹扔下来，因此纷纷埋怨我母亲没管好孩子。我母亲也担心因此而丢了全家性命，连累全村，忍泪叫赖嫂把我弃置到山沟里。那天，赖嫂和我母亲一整天都用眼泪洗脸，但又不敢抱回来。到天将近黑了，没有了爆炸声，我赖嫂担心我会被虎狼吃掉，不顾一切，硬是把奄奄一息的我抱回山顶，救回了我的性命。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到家乡，邻居都会对我讲起这一段经历。我的父母生前也多次提醒我不要忘记赖嫂的救命之恩。细想一下，作为母亲，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弃置山沟，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我父亲眼里，孩子是那样的可贵，当年硬逼着我母亲把弃置在育婴堂的孩子抱回来。这次母亲把我扔在山沟，他为什么不制止呢？当时的紧急情况到底如何？原来，日本入侵增城那天，在离我家乡十华里左右的白面石村，曾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被称为“白面石阻击战”，我估计就是在那一天被弃置山沟的，因为只有这一天，才有炸弹在附近爆炸。我的家乡在罗浮山下，与博罗、龙门两县交界。据1995年版《增城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之后，攻陷惠州，直向广州，分三路侵入增城：正面沿广汕路，经博罗福田、联和，侵入增城；一路由博罗公庄经龙门龙岗、永汉到正果；另一路由博罗横河经龙门麻榨到正果。经龙门麻榨这一路正好经过我家乡马岭村村前，由于我们村前有一条水源充沛的溪流，且有一道高约一米五的石陂，河水流过石陂与下游有一米多的落差，河水整天哗哗直响，村民在河边对话必须提高嗓门，对方才能听清楚。日军可能担心会因此影响他们掌握周围的动静，没敢在我们村驻扎。路过之后，侵入离我们村约两华里的高排村，侵占该村的祖祠（客家人称为“阿公棚”），遭到驻守于距离该祖祠约一华里远的石莲庙（地名）的国军猛烈炮轰(至今高排村祖祠大门两侧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弹孔，本人因编修地方志而有幸前往调查目睹)。由于炮火猛烈，迫使日军翻山到白面石村，又遭到驻守在白面石的国军独立二十旅第三团第二营的奋勇抵抗。这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0月20日的白面石阻击战⑤。
从上午7点开始,日军轰炸我国守军阵地，守军毫不畏惧,猛烈反击,与敌激战整日。营长黄植虞收集了500多个手榴弹，与日军搏斗，连传达兵也投入战斗。至中午12时，日军分五路强攻白面石阵地。最后守军与日军肉搏一个多小时，日军又施放燃烧弹，在山上引起熊熊大火。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日军向正果方向逃窜，战斗才告结束。日军伤亡160多名,留下尸体40具,国军守军伤亡200多名官兵。抗战胜利后,当地爱国人士王雁门发动村民收集烈士遗骸,在白面石村老虎石岗建立“抗日阵亡烈士墓”并在黄沙坝坳建立“抗日阵亡烈士纪念亭”，题挽联一副：“黄种图存，群英抗日；沙场战死，烈士流芳”。回想起激战那一天,我家与全村村民躲藏在大礤肚村的山顶上,那个山头离激战地点不到十华里,飞机的轰炸声,枪炮与手榴弹的爆炸声,清晰可闻,母亲与村民怎能不惊恐万分？下午四点以后，战斗平息，赖嫂能在黄昏时把我抱回山顶而没有受到阻拦,也在情理之中。 1940年12月，母亲给我添了个弟弟。我父亲高兴了好一阵子。一方面是因为战乱，另一方面因生活艰辛，他们夫妻之间免不了常常吵架，我弟弟出生后，父亲盼望能过上和平宁静的日子，给弟弟起名“李和”。这时的家境越来越困难，父母年老了，父亲犯有风湿关节炎，雨水天经常腿软无力，甚至要卧床。晋球哥与金祥哥他们各自成家，搬迁回他们的村子居住。我家的劳动力明显减少。晋波大哥有肺病，李蝉姐才八岁，家里虽有几亩水田和旱地，每年的收成远远解决不了温饱。青黄不接之时，以杂粮、野菜充饥是常有的事。我们处于山区，村民常砍桄榔树或挖一种蕨蓝和硬饭头（土茯苓）的根部打粉充饥，我家也不例外。日军占领增城期间，“走日本”逃难更是惊恐异常。那时，村与村之间互通信息，每逢有敌机轰炸或日本鬼子进村的消息，就有人鸣锣警报。听见鸣锣，各家各户立即收拾衣服被子，背着或拖着小孩，挑着鸡鹅鸭，牵着牛，抬着猪，到深山密林躲避。我妈这时要背着我弟弟，还要挑着衣服被子，有时是一头箩筐放着我弟弟，一头箩筐放着衣服被子，艰难前行。我父亲如果犯上风湿走不动，还要我哥哥、姐姐搀扶甚至抬着走难。印象最深的是弟弟没有奶吃，妈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抱着弟弟向邻居大嫂讨奶喂他。那时，我弟弟干瘦孱弱。我到五、六岁时，就要牵着牛走难了。最苦的，就是牛总是踩踏我的脚，经常踩得我哇哇大哭。还有更凄惨的是：遇到雨水天，到了山上必须搭建茅寮供全家栖息。我家因劳力不足，搭建的茅寮，往往是最不牢固的，有时倒塌，有时漏水，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难以想象。幸运的是：正因为我家乡村前有一条水量充沛、终年哗啦啦作响的溪流，抗战八年，日军在村前路过两次都不敢在村里驻扎，使我们全村避免了更大的灾难。路过两次的时间：一次是上面所说的，日军侵入增城的那一天，另一次或许是日军即将投降之前。那次因我父亲行走不便，我家没有走远，仅躲到村对面的圆排山上，这座小山树林茂密，也便于躲藏。那时我才八岁，至今记忆犹新：我母亲因要收拾细软，走在最后面，当她走到山脚时，听见自家的狗高声乱吠，立即吆喝家狗：“嗨，打死你，吠什么！”话音刚落，就听见了马蹄声，她赶紧就地躲在树林里直哆嗦。日军路过时哒哒的马蹄声，我们全家都听得清清楚楚。那一夜，我们全家就在哆嗦中度过，屏住呼吸，不敢说话。直到天亮，没有了动静，我们才回家。如果日本军队驻扎在村子里，情况将会更加凄惨。1939年，日军侵入福和缸瓦窑村，全村有11户，128人惨遭杀绝，110多间房屋被烧。日军所到之处，就是“烧光、抢光、杀光”，实行“三光”政策。由此看来，我们村前的溪流，不光是全村的母亲河，而且是全村在日军侵占增城期间的保护神。我们村离正果圩镇约30华里⑦，每逢农历三、六、九日为集市日，称为“圩日”。平静无事时，晋波大哥喜欢“投圩”（即趁圩），哪怕没有什么可买，也没有钱买东西。记得他总会买两块棒棒糖回家，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块，那就是我们最高的享受了！日军第二次路过我们村之后不久，大哥投圩回来特别兴奋，高声对邻居说，“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了！”还绘声绘色地说美国的原子弹怎么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邻居半信半疑，我哥哥说：“珍珠都冇简真⑦，报纸登的还有假？”不光是我哥哥一人，在与龙门、博罗交界居住的上基坑、楸风坳两自然村居住的村民，投圩路过我们村前，也传递着同样的胜利消息，村民欢喜雀跃，难以言表！
翻开史册，众所周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国(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四国)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向反法西斯同盟投降签字。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是战胜国，分16个受降区（含北越），接受128万余侵华日军缴械投降。广州是第二受降区，附近的日军集中在广州接受投降，受降主官是国军第二方面军的指挥官张发奎将军⑧。受降仪式于1945年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投降代表田中久一签字投降，并于1946年5月被我国军事法庭以发动战争、反人道罪判处死刑，背插“战犯田中久一”标签游街示众，在广州城北流花桥刑场执行枪决。
1945年8月至1949年1月，在全国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145人，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有400人，逮捕2357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的，是全民族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值得我们尽情欢庆！
①宛平县，1914年，隶属京兆地方。1928年，废京兆地方设置北平市，宛平县改隶属河北省，第二年，县属由市内迁至卢沟桥拱极城，即宛平县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县治迁往长辛店。解放初期仍隶属河北省，县署移于大台村。1952年，划归北京市，撤销县的建置，其原辖地区先后分别划入丰台区、京西矿区（门头沟区）、房山县（区）、大兴县、海淀区，石景山区。
②卢沟桥事变，著名的卢沟桥即位于宛平县城旁。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畔中国守军防区内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借口失踪一名士兵，无理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遂向位于桥东的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轰击，并企图强夺卢沟桥。这就是"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
③“正果镇”，包括所管辖的乡村和集市所在地。
④“正果圩镇”，即集市所在地（街道）。
⑤白面石阻击战，据黄植虞《回忆增城正果之战》，二营在18日中午就发现偷偷翻过罗浮山的日军先头部队，并予以阻击。日军突然受阻，不敢再贸然前进。直至20日凌晨5时，待主力部队抵达后，才向白面石正面阵地大举进攻。
⑥一里等于500米。一市里和一华里意思是一样的，都指500米。30华里指15千米。
⑦“珍珠都冇咁真”是粤方言的表达，指“说话人所说的事情非常真实可靠”，本文中“珍珠都冇简真”的“简”是客家人的发音。
⑧张发奎（1896年—1980年）字向华，广东始兴人。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参加中国同盟会。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师长，次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作战中，因有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参加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被授予中国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后改行辕）主任，1947年改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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