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杰：

1947年生，祖籍浙江，1962年移居广州，就读于广州市第一中学。文化大革命后，前往增城下乡，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并于1982年留校，就读在职研究生。1987年成为讲师，1992年评为副教授，2006年获得教授职称，于2007年正式退休，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兼硕士点组长。

问：可以谈一谈您从高中到大学的求学经历吗？

何：我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下乡，恢复高考以后参加高考。从高中毕业到1978年，中间差不多停了12年。高中我在广州一中，当时是全省重点中学，相比华附、广雅等，现在一中在全市的排位后了些。我们毕业当年，升学率差不多是50%，所以在那里学习成绩中上的同学，基本就可以考上大学了。

但是1966年开始就没多少书可以看了——那时候“破四旧”（1），很多东西都破掉了。

我大概是从一个同学那里弄了一套朱熹的《四书集注》，还有以前中学时很喜欢看的张友鹤的《聊斋志异选》，看了大概七八十个故事。还有就是《红楼梦》，毛主席讲《红楼梦》还是要看，就买了一套。翻来覆去就看这些东西，要找其他东西很难。

所以也是一个误会吧，以前高中那会儿我数理化学得比较好，当时要考的话我不会选文科。不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但下乡回来后，工作也比较忙，从准备高考到参加高考，差不多就两个月。那时我什么书都没有，也没有时间复习，就这样去考了。

当时我不是太想考，因为我父亲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事情还没解决，所以我觉得考了也白考。但是我一位高中同学说，读了那么多年书，去试试吧，所以就一起去考了。后来分数下来，四科大概三百五十几分吧，平均不到九十分，但是没有录取通知，我心态很平衡，早预料到这个结果，也就不当一回事。

但是那一年邓小平决定扩招，说高考被压了这么多年，应该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我也没去报。我们同一个单位厂子里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工友报了，海珠区招生办的人跟他说，“何某某怎么没有来报名？他高考是我们海珠区第二名，怎么没来报？你去叫他来报”。报了以后，就被录取了。

1977级三月份入学，可我们走读生推迟到五月份才入学，走读也有一学期，第二学期开始住校。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全力以赴，因为起码压了12年的读书劲头，所以基本上早上起来读外语。那时候我都31岁了，年龄比较大。我们是大二下学期开始上的古代文学，那时候学《长恨歌》《琵琶行》，要你背的作品你就得全部背。

一般早上上课，下午基本是没课的，全部时间拿来泡图书馆，晚上也是。晚上宿舍是统一熄灯，和你们现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十点半全部关灯，然后有点蜡烛的、开手电筒的，全都躲在蚊帐里自己看。就这么四年，基本上古代文学的老师讲到哪，我们就把那个作家的全集借回来自己看，比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有些还超计划完成。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对古汉语和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有时候觉得中国的古文字和文化视角、文化精神之间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有些书还借不到，还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他当时在社科院里边儿工作，借了一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当时我们几个人是轮流把它抄下来，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前期出了书，我们才买了一套。那比如说“戋”字，无论是加金字旁、贝字旁、足字旁、三点水旁等，都有小的意思。

又比如“乔”字，《诗经》说，“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字为什么解释为高？它本身有高的意思。还有其他跟“乔”有关的字词：“大桥”的“桥”；“舌蹻然而不下”，“蹻”的意思是舌头顶起来，根本就讲不出话来了；还有“乔迁”，高迁。这样一来，后来阅读文献对于这些字词，连猜带蒙，都不用查字典了。

我们实际上是恶补，因为这些东西照理来说是20岁左右就要去记，而我们是倒过来了，等到30多岁，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觉得要很珍惜。而且我们的老师也很好，他们也是文革的时候在专业上被压了好久，比如曹础基老师(2)、罗东升老师，他们后来都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们经常跟我们讲治学理念，不要怕下苦功夫，一定要脚踏实地，有些东西就是老师把你引进门，具体的就要靠你自己，所以我们就去扩大阅读范围和阅读面，自己提升自己。

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而且我们好像只有一个学期的备课时间，从一月份到暑假，我当时是教函授的，从1982年到1988年教了大概七八年。

函授的学生实际上他们有的情况跟我差不多，或者是（年龄）比我还大的，我记得我到韶关去上课时，他们班年龄最大的学生是54岁。

我（大学）毕业那年是35岁，他比我大将近20岁，他是50年代的师范生，后来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大概到1979年平反政策落实，重新回到教师岗位。

看到他们学习的劲头，就是你在上面讲，他们在下面拼命记笔记，满头大汗，而且下了课以后围着你问这个问那个，而且叫你介绍几本著作，确实整个社会风气开始变，大家都很拼命（学习）。

还有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就像我当时函授有一个老师叫邓光礼(3)，当时我们写的教案都要他来看，现在好像就没有这一说了，博士、博士后分配来上课，他的教案写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不管了。过去是老教师一个个盯着你，要先听你讲课，讲完之后给你提意见——有没有知识性错误、哪里的表述不太清楚、怎么样处理更加好。

就像那时候我讲魏晋南北朝时，讲到“三曹”，曹丕、曹植两兄弟基本上是要讲到的。但实际上呢，曹操的儿子有多少个，我当时还没看《三国志》，前面的《史记》《汉书》这些是看了的，但《三国志》就给忽略了。

当时我就说曹操的儿子大概有七八个吧，下课后老师就抓住我，他说你回去看看《三国志》，看看《魏志》，曹操是二十五个儿子，你不能出这样的事情，你在上面讲对学生的影响可大了，当时我一下满头大汗。

曹老师（曹础基）他有这么一个观点：耐得住寂寞。你们不要一出来就想着怎么写文章、怎么去发表，要多看书、多积累，厚积薄发。你们现在花这些苦功夫将来会有用，所以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基本上没发什么文章，都是看书做笔记，然后跟老师交流，比后来的研究生好得多。那时候是一对一交流的，你读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老师当场给你指点。

当时我一毕业罗东升老师把我分到“元明清”这一段，研究的第一个作家是吴伟业(4)，要去图书馆慢慢搜索。

他这个人很奇怪，是崇祯皇帝时期考上的进士，而且皇帝钦点第三名“探花”，本来考官对他的文章是很有意见的，根本是不及格的。而崇祯皇帝拍板说他文章写得好，他对崇祯皇帝是感恩戴德，但是后来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这时吴伟业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听到这个消息他想过要自杀，就是殉国，是他的母亲拉着他，说你死了我怎么办，他才没有死的。

你看，这样一个对明王朝忠心耿耿的人到后来清兵一下来，马上投降，而且做到清朝顺治皇帝国子监祭酒。这个职务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大学校长，最高学府的领袖。

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当时比如钱谦益也好，龚鼎孳也好，他们都是这样，都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人写过他，就把当时可以拿到手的史料、野史拿来看，写了一篇《论吴伟业史诗的思想特征》，就发表了。

也就是说，要耐得住寂寞，不怕下苦功夫，要认真，做什么都要用功。确实那时候很有拼劲，就这样到1987年成为讲师，1992年成为副教授，也就是按部就班这样来的。

但后来到九十年代后半期，可能评审标准越来越严，要求也越来越多，要发表几篇文章，外语要过关。

可我都忘了，我觉得要我去花那个时间去学还是算了吧，所以我一直到2005年，说多少年前出生的人对外语的要求降低40分，我觉得也没差多少，所以用了大概一个寒假吧。

我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中学也是，那时候把教材拿出来重新翻几遍，然后就去了。后来听说已经不用考外语了，但我不知道，成绩出来一看，68分，这说明以前打的底子还是有用的。当然考试你可以带字典现场查啊，连猜带蒙。那我就是2005年底拿到资格证，2006年才聘我，2007年我就退休了，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大概经历就是这样。

问：老师，那您可否谈一下您在华师的经历及与同学之间的趣事？

何：我们在2012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毕业三十五周年聚会，那届有206人，是华师中文系创办以来招生最多的一届，当然和你们现在不能比。

以前一般都是100人左右，1978级有100人多一点，到1979级差不多有120人，就我们那一届两百多人。而且我们那届毕业分配的时候，广雅、执信、六中这些重点中学都是几个学校要同一个人，所以随你挑，愿意去哪就去哪。

那时候算是比较缺人的，当时跟他们学校教师资源青黄不接有关系，老教师退休，新教师又跟不上。我们这一届基础应该也比较扎实，听当时的老教师讲，我们这三届的学生应该属于比较好的。

当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娱乐活动，顶多就大家集体去唱唱歌，因为当时邓小平提倡：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搞专业。

后来我们开政治学习的会议比较多，我们当中有些同学就不来参加，辅导员也没办法，就这样了。

聚会上，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还是觉得得感谢华师，感谢老师，感谢那几年的苦读，把基础打好以后走得也比较顺，我们的同学都还可以，做校长、教育局局长，专业也搞得相当不错。

大学留校在中文系的有13个，到后来只剩我一个，行政有两个，一个在学报，还有一个在当时的学生工作部，其他十个都出去了，到省政府等部门。

当时党政干部也缺，当时也有人劝我去，可我觉得自己性格不适合，所以还是教教书好了，一直留在这里。

他们都把我叫做“中文系的种子”，每次聚会都开玩笑说，“啊，你不能走啊”，我说，“我走不了，能去哪里？”除了学习，我们同学之间也聊彼此的经历，有些我听了之后也感觉很长见识。

比如我有一个同学，他到汕头市委工作，后来调到揭阳做开发区主任，他当时上山下乡是去海陆丰那一带，讲“八一起义兵”是被谁打败的。我也不知道，虽然看过一些革命回忆录，但也没仔细研究过。他说是被我们陆丰的民团打散，我说，这么厉害。好像当时在三河镇那边打得很厉害，把起义部队给打散了。

还有谈起文革时的一些事情，捍械和武斗的那些场面，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所以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向困境，而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才开始走向正轨，国家才有希望，改革要和国家的形势结合在一起。

反正大学四年说也长，说短也短，很快就过，当然我们这些留在高校的还可以继续去图书馆啊，阅读一些书籍。

当然现在教育事业在进步，我退休前是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和古代文学硕士点的组长，现在你看教研室的几排书柜，那些书都是陆续添置的，有经费就添置一些，应该说现在的学习条件比过去好很多，就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抓紧时间。

如果讲做学问呢，像曹老师和罗老师，有一点就是要花苦功夫，认真读，而且要全面，把握一个作家的话要把关于他的东西全都读了，要把这个作家摸索得像他哪一天感冒、哪一天朋友到他家喝酒你都知道，那你对这个人就有发言权了。

那确实我也是这样，我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研究过桐城派(5)，桐城派的那些作家，例如方苞、刘大櫆和姚鼐，每个人的全集我一本都不落下，读完以后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好像《登泰山记》，这篇文章课本有，当时跟你们讲什么大好河山如何如何的，这个讲得没错但是不到位。因为过去我对姚鼐（6）了解不多，但后来读了他的全集，而且也搞了他的简谱，就是记录他那一年做什么，就觉得跟过去读《登泰山记》完全不是一码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哪一天去登泰山的？

可能你们没注意，我过去也是，可后来读姚鼐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当时我们是天干地支记年的，天干地支记日的，每一天都是天干地支，那一天我当时没有查，也不理它，从来不过问。

后来一查，十二月二十七，而且他到了登泰山那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九，再查查中国历史年表，那一年是小年，就是年三十，那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你说中国人别说是古代，就算是现代，谁年三十不回家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兴趣跑去爬山呢？再想想就看出味道来了。

因为姚鼐这个人很聪明，而且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伯父和刘大櫆两个人一个是他学术上的导师，一个人是他文章上的导师，三十多岁考到进士，那这已经是很厉害的。

你想想那时候大概是三年考一次，而且每次考全国也就两三百个名额，乾隆时代我们中国有三亿人口，你算算百分之多少，他就考上了，而且还很年轻。那他的机遇在哪呢？他当时考上的是三甲进士，还不是一甲，不是二甲，一甲就是毫无疑问进翰林院的，二甲就还要小考，成绩高的也可以进翰林院，三甲是连资格都没有的。

但他居然可以留在北京做刑部郎中，所以他叫“姚郎中”嘛。后来在乾隆年间开了四库全书馆，负责整理全国的古典文献，当时的总纂官是纪昀，也就是纪晓岚，他提出两点要求。

其中一点是进四库全书馆的必须是翰林院的官员，但后来还差一些名额，那就在学问好的人里面选，选了八个人。“进士”是门槛，姚鼐就是八个之一，也就是说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学问就可以得到普罗大众和社会的认可。

进去以后就觉得日子不好过，因为姚鼐是跟着方苞，方苞信奉的是宋明理学，但纪昀相信的是汉学、考据学，所以两个人经常有矛盾。

那时每一本书要写一个提要，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这种东西整理出来很有用，你们以后如果要搞古典文学就一定要经过这一步。他写上去就总是给纪昀改得面目全非，很生气啊，不知道怎么搞的，而且这个火气是越积越大，一直到他爬泰山那一年，乾隆三十九年，已经到了不可压抑的地步了。

当时还有一个大学士姓梁，梁国标，曾经托人给姚鼐带信，就是说你要沉住气，一般来说朝廷做一件大事之后呢，参与者可以晋级，只要忍住呆下去，最后一定可以升官。但他忍不住，然后就跑到泰山去。你明白这个背景然后再读《登泰山记》，完全不同味道。

登泰山有三条路，实际上这三条路既是登泰山路，也是他人生之路啊，他面临着选择。而且他登到泰山上，我一开始读到结尾，写在泰山顶上“冰雪无瀑水”，瀑就是“瀑布”的“瀑”，我觉得后面这三个字不是多余的吗？冰雪肯定是没有瀑水的啊，干嘛这三个字要加上去呢？桐城派从方苞开始，就是说语言要“雅洁”，就是要干净到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那这不是矛盾的吗？而且刘大櫆教他写文章，他在《论文偶记》谈到“简为文章尽境”，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人家十个字表达，你用三个字可以表达，那你就比人家棒，我就觉得姚鼐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后来再一想，不是的。你看他写太阳出来那一幕，过去总觉得写景写得很好，实际上他登泰山，从泰山回望泰安城，这是登高，登泰山而小天下，胸有气度，也就是说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忘却了，无所谓了，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再说他登泰山去看那些石碑，从唐中宗显庆年间以后一切都还在，他干嘛这么写？当然也有考据的成分在里面，他确实来过这里，人家也挑不出毛病，但仔细一想，实际上是在发历史的感叹。人就是几十年这么回事嘛，你看历史上的这些东西，过去的都慢慢被人淡忘了，我干嘛还要跟他争什么呢，这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通彻的理解。

至于他写的泰山上洁白的一片，实际上他向往着新生活，他不希望留在官场去看那些污浊肮脏的东西。这样子一下都读懂了，过去是没读懂，而且你想想姚鼐当时是44岁，他活了85岁呀，44岁才到了他的一半年岁。一般44岁当官，求思进取的心是很旺盛的，但他决然地从泰山回到北京就辞职了，而且回到江南，以后在江南讲学，后来四十年都做老师，那确实《登泰山记》是他的心路历程。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看得细，而且要看得全面，得先了解整个背景再去读，会有不同味道。这是老师教给我的，我自己实践运用了觉得确实很有道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胡适讲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也就是说人家没任何疑问的地方你也要提出疑问，过去我也觉得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胡适批得很厉害，什么卖国主义者啊、文化走狗啊等等。而且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了，后来再仔细想一想，就慢慢地做学问，有些东西好像就是常识类的东西，却含着非常识性的理解。我举两个例子，都是古典文学的，因为我搞这方面的研究。

一个是辛弃疾，我们过去一直在讲他出生在遗民世家，有很强的抗金意识，跑到南宋，南宋又压制他，所以他很气愤，立志要北伐啊什么的，但这好像只是他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在江西铅山这个地方有别业，有一大片别墅，你看词就可以知道了，经常请人到他那里去。你想象一下他一个北方人在南方毫无根基的，怎么能够这样？而且他很早就被解职了。他下来以后做的大概也就中级的武官，也就大概省一级的，还没到全国级别的，要捞钱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怎么一下子就拿了这么一大片产业，而且经常呼朋唤友。

读的时候有点疑惑，但还没有想到什么，后来在《全宋文》上读到一篇弹劾辛弃疾的杂字，当时辛弃疾回到南宋以后曾经被派去围剿洞庭湖杨幺的农民起义，结果呢，他是第一个带兵打进去，打进被包围的司令部。后续部队上来以后发现司令部里面很干净，什么都没有，粮食、金银、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后来有人写奏章给皇帝告他贪污，他自己也自辩，后来想了想，他自己也讲不清楚，实际上是他的部队处理掉这些东西，我想他后来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买产业。

所以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恐怕还要多方面地去了解，你读得越多，了解越全面，否则的话就是一面之词。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聊斋》。我从初中就开始读《聊斋》，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所以手头上就有一本张友鹤的《聊斋志异选》，一直在乡下读，好多篇都背了下来。不过当时也只是一种欣赏，但后来从研究层面上讲，一些固定的想法就有点不太同意，好像我们编文学史、读文学史。

你看他们说《聊斋》就讲几个方面的内容，比如爱情故事写得很美好，但是蒲松龄对女性又有歧视的成分。

过去我觉得这样解释挺好的，就是好的也说，坏的也说啊，但是把《聊斋》的491个故事从头到尾翻一遍。我起码读了十几遍吧，读来读去就觉得光是从性别这个角度切进去读《聊斋》的话，就会发现这部小说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阴盛阳衰”，这男的都是不行的，女的很厉害，不管是做工的也好，做生意的也好，打仗的也好，都是女的比较厉害，我就想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经过大概四年，研究完之后写了一篇《<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好像人家没有这样讲过，投稿在《文学评论》发表的。

我觉得，从蒲松龄的深层意识中，他的内在心理，他对女性是相当尊重的，并不存在歧视、玩弄的心态，但他有些看起来好像很轻浮的东西。这你要从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看，那时男性对女性的轻薄之态是一种常态，作为文人的角度，不能不这样，否则就会变成《儒林外史》里面毫无生活情趣的马二先生了。

所以我觉得你在别人好像有了定论而且很多人众口一词的情况下，你根据自己发现的一些东西去研究，慢慢地找一些线索，把它梳理、做笔记。我们那时已经有电脑了，所以做笔记比较方便，还有罗列出来进行对比，这样应该就比你去读人家人云亦云的东西有点深度吧。大概就是这些。

问：老师，刚刚您提到1968年下乡，是去哪里呢？

何：增城。现在已经并进广州了，好像成了一个区，和从化、花都一样。

问：老师，去到那里之后，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何：那里是传统的农产区，就是种水稻的，经济作物不多，而且当时强调集体经济，强调“以粮为纲”，做其他副业是不允许的，家里边养鸡是有限制的，养多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在那里呆了七年，应该说挺受锻炼的。我是11月的时候下去，刚好要去割稻子。因为他们也有我们的档案，当时大队书记跟我说去小学做民办教师，但我觉得是下来锻炼的，所以没去，我说还要学习做农活。

所以到后来1973年，他又再来找我的时候才去的，教了两年多的小学和初中，当时有些“戴帽子的初中班”是去公社上课的，在那里除了外语，我是学的俄语，英语不懂，音乐不行，其他的什么科目都教。在生产队呆了五年，从播种到犁田、扒田、插秧、中耕、收割，全部学会了。

问：最后返程，有些人会不会留在那里呢？

何：不是想留就能留的。因为政策规定没有和当地人结婚的是不能留的，概率差不多也就5%，我们大队没有，但是隔壁有些大队有，结婚之后就在当地落地生根了。有些人毕竟是有文化的，而且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些人后来到县里做干部，也被提拔上去了。

问：老师，在增城下乡除了种田，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何：没有，最多晚上看书的话就自己点个煤油灯，自己看，精神生活基本上没有。有时候有的同学回家一趟，我记得，他拿来俄罗斯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大家都围着排队看，因为这本书很厚，大概在一个人手里就一两天，大家拼命在睡觉的时候看，但总体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问：有没有一些政治教育活动呢？

何：肯定有，那时候有“两报一刊”，要看中央发行的报纸，生产队也会订报。那报纸基本上都是新闻消息，也没什么理论。但我们在这方面比北京的一些知青就差了一些，他们那边有很多高干啊，虽然被打倒了但还是有点关系的，所以可以看一些灰皮书，这些我们是看不到的，从来没看过。

问：之后和知青的那些同学还有联系吗？

何：刚刚也有提到，上礼拜天校庆还和那批同学聚会，离下乡也有四十多年了。1968年11月6号下去的，刚好是十月革命的前一天，记得很清楚。反而倒是大学的同学，当时四个班有两个年龄比较大的，我算是最大的，还有小的二十七八岁，大部分都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我是高考那年孩子还没有出生，进来的时候孩子出生了。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毕业分配，你必须回去，汕头来的回汕头，韶关来的回韶关，所以大学同学比较分散，在广州的还是经常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