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9年出生的，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才高中毕业不久，刚好二十岁。我家当时不在广州，在茂名电白县。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是从广东大学，也就是中山大学的前身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电白教中学。家里面有人当教师的话，家庭是比较贫困的，所以当时没有钱让我继续读书了，于是我高中一毕业就去了教小学。

小学都还没教满，1949年10月份广州一解放就出了一个广告[1]——南方大学 第一届招生。南方大学[2]后来很有名，因为它不仅为广东，也为华南培养出了很多干部。但是我当时没想这些，只是因为这个大学待遇很好，我自己也觉得挺好，就考进去了。我实话实说，不会说那些是为了奉献国家、为国争光之类的话，就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因为当时思想觉悟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是进了南方大学后才有了这个觉悟。

我主要是因为家境的原因进了南方大学，南方大学之后我就辞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当时进了南方大学就是干部待遇，所以一进南方大学就有地方住，有饭吃，不用自己去奔波了。十一月初开始招生，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我就进来了[3]。

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刚解放我就进了南方大学。南方大学的校长，就是叶剑英[4]叶元帅，现在我们的校园里还有他的雕像[5]。当时毛主席率大军南下，要派一些干部来，就派了叶剑英到广东来。毛主席叫他一定要办一个好像华北大学[6]一样的学校，所以他一到广东，就马上组建了一个南方大学来培养干部。他任校长，我就到了他属下去做学员。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以后做人、做学问、怎么样看待人生等等都极有好处。

叶剑英当时讲大课，那个大课的情况今天是看不到的了，因为这个是很凑巧的。当时学校里有一些很结实的大竹棚，在这个大竹棚里面讲大课，那可以容纳四千到六千人：坐凳子的话，密密麻麻地可以坐六千人；如果用椅子，大概就是四千多人。这就是叶剑英做校长时期的南方大学。南方大学当时很有名，为广东甚至华南地区培养了了许多干部。[7]

（二）树立价值观

到南方大学学习的这一个机会，在我进入北京大学之前就塑造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就是人生观的教育啊！懂得了社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那个革命史、党史怎样发展，这些都清楚了，清楚之后就要用哲学去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现在看报纸，发现很多人观点是错的，我觉得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论证正误。

叶剑英当时演讲有讲到哲学很重要，我们也觉得学习哲学很重要，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让研究生一定要学好哲学。哲学是分析事物的基础，特别是语言学，有的外国专家将语言学称之为语言哲学。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学文学都需要学习哲学，而创作的时候则是具体的。就好像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它们是不一样的。语言学也一样，你学理论不等于你学了一篇研究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的文章。

学术研究要运用合适自己的学科特点的具体方法，但是不能忽视一般的方法论。我也会让我的研究生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遵从一般的方法论，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南方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陈唯实[8]，他不但是南方大学的副校长，还是哲学家。陈唯实他的知识很广博，讲课的时候会把课本上的理论跟实际结合，口若悬河，课讲得很好。他讲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我就非常欣赏。他这个人是相当有才能的。凡是有才能的教授，他讲的话我都很容易概括下来。老实说，我受他的影响相当大。那时候南方大学办到五二年就停办了，陈唯实就转过来做华南师范学院的教授。

南方大学有好几个干部在政策方面讲课讲的很好。叶剑英讲大课，方方[9]讲革命史，李又华[10]讲社会发展史。李又华离开南方大学后做了广东省高教局局长[11]。在南方大学受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我的思想观点比较踏实。

（三）参加土地改革

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参加土改[12]，而是由南方大学派出去。我是被派去的，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工作团[13]。1949年我刚好20岁，1950年我从南方大学毕业在工作团学习了一两个月。当时是在微弱的灯光下谈政策，我大约在1950年10月1日就已经到了农村，参加土改。土改的干部主要是由南方大学的一部分干部以及华南分局一些地下工作转来的干部组成的。参加土改有很多政策上的问题，也没有谁参加过，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那时有三个试点，一个是兴宁，一个是揭阳，还有一个是龙川。我就到了兴宁。李坚真[14]是兴宁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长征时她还很年轻，后来也跟着叶剑英到了广东，担任土改工作团的二把手，方方是一把手。

我们当时搞土改是大学去的，我们南方大学是主要的，还有好多党校和我们大学里面合在一块一起搞土改。从大学生来讲，本身还都是学生，和党校不同，党校好多是游击队、干部，所以说已经是有工作经验的，但大学生没什么验，只有书本知识。

所以在这里我悟出一个道理，实际上也是党的政策，大学学习要下去搞社会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理性知识，感性到理性，又回复到感性，再升高一步，又理性。毛主席讲不断地深化，所以大学生在学校学的知识，即使是经济理论，都要去搞实践，才有印记，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主张搞社会实践，我带的学生，去了好多次实习。回来后确实有不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一去就发现治安是个大问题。我去试点村做报告，主要就是讲土改的政策，一讲完就回自然村。试点村到自然村是很远的，要从山的一头到山的另一头，路上我发现有人跟踪我。当地人知道后，马上派民兵来护送我。但我不能老跟着民兵走，所以治安委员就发了一把短枪给我，就是那种左轮手枪，可以放进几颗子弹，一拉动马上就响，很厉害的。还有一种是驳壳手枪，它跟左轮不一样，更大一点，它可以放进的子弹也要多一点。我有枪就可以自卫。

我当时想：不得了啊！如果晚上真的碰到土匪怎么办？当地武装告诉我，说：“你先警告他，如果警告不行你就开枪。”因为没有打过枪，所以当时我还是很担心，但还是按当地武装交代的去做。

有天晚上我和另外一名队员回到驻地时，在山的旁边就响起了枪声，我们知道这是土匪来恐吓我们。但是政策是正确的，武装力量有保护，自己又有警惕，这样就安全通过了，然后踏实地搞土改政策。

与当地人的鱼水情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讲政策的时候，讲到喉咙都沙哑了。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太太，也是贫农，她在我讲完政策之后找到我。她说：“同志，你到我家里，我煲好了芥菜汤来帮你治喉咙。”这个老太太真好，她对我们的这种感情是很真挚的。

当地的民兵对我们也很好，半夜枪声响他们也会顺着那个方向去找我们，类似的事情有好多。从这个事情上，也可以看出要搞好工作，一定要和民众搞好感情。

我们离开村子去县城休整，将要离开的时候，也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也是一位老太太，她拿了一袋红鸡蛋要给我们。但是给我们的途中有个桥，她不敢过。但一想到我们马上要集合走了，她就从桥上爬过来，鸡蛋拿过来，大声叫：“唐同志，慢点。”看到鸡蛋送到我们手里之后，她很高兴，这也是感情深的表示。转眼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