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运教授口述史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曾担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汉语史研究室主任，《语文月刊》创刊人、第一任主编。
二、在北京大学
（一）北大学习生活
我们当时考上语言学专业的是四十个，有两位没有报到。中间有被淘汰退学的、去世的，去世的就包括半夜起来演说最后走到水塘里淹死的那位同学[1]。
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就已经发表过文章，在《语文学习》、《语文建设》、《中国语文》都发表过文章。一九五七年我在《中国语文》发表文章，这个文章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当时的国家情形。当时[2]全国要搞一个语言和文学分家，加强中学的语言教学。中学语言教学首先要解决语法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体系，讲不了语法，因为这个是不能乱讲的，结果全国的语言学的专家教授就发表文章说要有个语法体系，然后他们共同讨论商定了一个暂拟的语法教学体系[3]。这些人是很权威的，但看完我就在《中国语文》发表评论。我读北大的时候，在老师们的鼓励下，五五年就已经在《语言学习》上发表文章了[4]。
当时在期刊发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年级里马上知道这件事情，在吃饭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很高兴，跑来跟你握手，祝你成功。北大的广播电台也通报了这件事情，学校老师同学们的鼓励，对我来说是一种促进。
当时北大每一学年都要写论文。在我三年级的时候，王力[5]和黄伯荣[6]来指导我的学年论文。我的论文是论证现代汉语及其变化和发展。当时王力评价说这篇论文是一篇研究生的论文，让我自己自由发挥。后来这篇论文写成之后，王力评价很高，他说可以直接根据这篇文章写成汉语史的一个发展部分，还让黄伯荣来改我的论文，这给我的鼓励是很大的。
当时北大有一个青年学生论文讨论会，是第一届举办，也是一个比赛，我得了优秀奖。《中国语文》也报道了这个事情，说北京大学有这样一篇论文。《中国语文》报道之后，地方部队有的学校就来信要我的论文。
当时整个北大，只有六篇能被评上优秀，所以能拿奖是很不错的。当时北大有三个专业，分别专攻文学、语言和文献，文学的人比较多，文献和语言的人就相对要少。当时文学方面的有四篇，文献有一篇，语言方面只有我的一篇，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
在北大就是写文章、互相学习、互相讨论。王力会来看我们讨论。有一次他看了我的讨论稿，觉得挺好。那个讨论稿就是我的文章《关于连动式和兼语式的取消论》的草稿。那时很多人就说要取消连动式和兼语式，我就问王力先生取消到底对不对，他就让我自己想。我就说不对，他就让我写出来，不肯告诉我对不对，只说让我写出来讨论。讨论的结果就是有人同意、有人反对，王力先生就说我的文章有见解，后来也就发表了。
主张取消的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7]我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敢去和他辩论这个事情，这是很需要有勇气的，也是王力、周祖谟[8]夸我的“锐气”。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对，那就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用害怕权威。毛主席也讲，不要害怕权威，哪里有什么权威，不对就是不对。
我以前在北大的时候，古文献是魏建功教的，他是从北大毕业的，后来又留在北大做“老北大”，他很厉害。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曾多次拜访过魏建功，他的资料非常丰富，往往讲到半路上又报出一个资料来，有时候我们都来不及记下。魏建功在北大开的古文献专业，是和语言学专业并排的，相当不错。那个古文献专业里面有几个讲义，其中一个就是中国语言文学史。他讲的课有时候有太多条理反而不一定能讲出来，因为他讲到一个地方就继续讲下去，其他的就都放下了，有时候还会报出很多资料，这个就是魏建功。
北大考试比较灵活，不会死抠分数，现在也有人提倡这样做。我做教师的时候也不愿计较分数，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就可以了。那时候考试不像现在这样在大堂上出题目来考，而是弄出一道道的题放在那里让你挑，挑出一份之后呢，就给你十五分钟去准备，然后当面考，考完直接写出成绩，就是优秀、良好、及格之类。及格就是没有问题，良好也当然好，优秀的话就表示他这个成绩确实是很好。
古文献专业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教授，是魏建功的学生周祖谟，他一开始是研究语言规范，后来才研究古文献，他也是很有名的“老北大”。有一次周祖谟考我，他让我先准备，然后他就去考另外一个同学，等他考完那个同学之后我就去找他。他问我：“你最近有没有准备写什么文章啊？”我当时就很疑惑：怎么会这样考我啊？我说：“最近没有，我都是在读书、做些笔记，要等材料比较充分了我才考虑写什么文章。”
我记得我当时刚好在《语言学习》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这个人很注意这些事情，所以他看过之后就跟我谈：“好，那你就继续考虑一下材料，你如果想出什么问题，就写文章。”他说：“你这个是锐气，你要保持这个锐气。”然后他就在成绩本上面签名，写上“优秀”，就完了。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师，我们讲起来其实有很多趣事。
魏建功和周祖谟都没有留过学，王力、岑麒祥都曾经留学法国[9]，他们都很有名。
对我的学习有很大帮助的老师实在太多了，我在北大学习的语言学课程一共是十九门，除了这些课程还有外语、语系等等，我都是能学多少是多少。所以我们那时有个同学睡到半夜就起来演说，站起来在那个床上说：“同学们——”他半夜起来演说，大家就感到很奇怪，其实是学习负担太重，他的脑子承受不了，坏掉了，因为当时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你能学到什么就是什么。北大当时晚上有的房间是不熄灯的，我们三个人一个房，能开夜车的过来，不开的到另外一个房去。他想开夜车，又忍不住，就半夜起来演说。后来送他回家，也不行，后来他看见水塘里面有个月亮，以为有人，就自己走下去，然后就完了。
注释：
[1]唐老师在下文有提及这名同学的事情。
[2]指发表于1957年4月《中国语文》的《读<语法和语法教学>》一文。
[3]据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修订本）》，1953年《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指出汉语要分科教学，对此要有通用课本，因而就要有统一的语法体系。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中学汉语编辑室，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编写《汉语》课本的纲领。经试教、修改和广泛征求意见后，经审订产生《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此系统上，由21位语法学者撰文阐发各语法内容，合编成《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
[4]1955年，唐老师在《语文学习》第9期发表《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宾语》一文。
[5]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曾兼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
[6]黄伯荣（1922—2013），当代语言学家，广东阳江人。黄伯荣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三十年，主要致力于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的研究，在现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及汉语方言等方面都作过许多探讨。1954年因高等院校专业合并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讲师。
[7]即萧璋（1909-2001），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7岁进北京大学，读国文系，师从沈兼士等名师。
[8]周祖谟（1914—1995），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前文唐老师谈到魏建功夸他有“锐气”，此处有说是周祖谟。经与老师核定，得知不止魏建功夸唐老师有“锐气”，周祖谟等老师也有。
[9]王力于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研究实验语音学，深受其老师房德里耶斯和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影响。岑麒祥1928年通过中法协会资助的赴法留学考试，先攻读法语，然后回里昂大学学习，1931年转入巴黎大学，从房德里耶斯学习普通语言学，从傅舍学习语音学，从梅耶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从柯恩学习语言调查。二人均有留法学习背景。
撰稿 | 陈晓丹 何子君 刘亮 胡学琦
校稿 | 黄敏灵 何淑仪
编辑 |王冰慧 李雪珵
责编 | 秦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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