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运：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三）No.1 - 学术动态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被派到海南岛做正式教师，我们过去对他们进行培训，大约待了两三个月。1964年元旦的时候，因为华师的中文系还需要我，我在海南岛环岛走了一周后就回来了。

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全国都是一样，都要下去向工农兵学习。学校都停课了，所以去了芙蓉山。芙蓉山在北江边，风景很优美，我们自己动手建房子，后来就变成五七干部学校。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我在那里很久了，当时是六八年冬天就到了干校，后来我们整个华南师范学院实际上就搬到那里了。我在那里学会了犁田耙田，现在想想虽然浪费了一些时间，但对身体的锻炼还是有好处的。我在芙蓉山就是种花生。

北大下放是到江西，邓小平之前下放也是在江西当工人，每天走路上下班。我们去了韶关，有些人要好久才回来，我是比较快的。[2]

第二年我们学校就开始准备招收工农兵，在70年招生。1970年之前我们在大批判写作组里对当时的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进行分析，写文章。主要是分析内容好不好、反映了什么、对我们抗日战争的作用等。

当时黎克明[3]和黄家驹[4]都在写作组写过。黄家驹当了书记，我在做系主任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开过会。

当时马肖云[6]校长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叫我们一定要把《语文月刊》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办到和北京、上海的同类刊物差不多的水平。记得那时马校长找我谈话，谈到要办好华南师范学院，要我出个点子。他一边讲我就一边记下来，其中谈到的一个是他授权给我，让我办一个语文刊物，这个刊物要办出成绩，和北京《中学语文教学》[7]、上海《语文学习》[8]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经费要多少我打报告就好，会立马批，需要调多少人都行，只要我能想办法把它办好。我当时也不敢要很多经费，因为这都是要还的。

因为改革开放，所以就要搞市场经济。当时国内刊物数量非常多，更不用提有很多刊物都已经很有名气了，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编辑人员少，工作任务却又重，要月月出刊，是有很多困难的。要把自己的刊物办好已经不简单了，而且要去跟北京、上海的刊物比，那肯定就更难了。

但是，这个工作既然已经归我们做了，那我们就要有责任感，克服种种困难把《语文月刊》办好。

我筹备了一段时间后，《语文月刊》成立了。马肖云任命我为《语文月刊》的主编，我组织了一班人。当时我的年纪最大，其他都是比较年轻的，有黄纪壮[9]、诸孝正[10]。到后来我做顾问的时候，还有一个叫陈佳民[11]的，他们后来都做了编辑部主任。

《语文月刊》就这样办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是每个月印发100多万册，好厉害的。在当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也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有一定影响。

当时语文界对“语文” 的含义有很多争论，有人说是指语言文字，有人说是指语言文学，又有人说既指语言文字，又指语言文学。

我们出的是《语文月刊》，于是有人问：“老兄，你们说呢？”

我们不想和他们争论，就想着应该要怎样尽最大可能去满足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所以我们没有按照他们那种狭义的理解，而把刊物的范围定为“大语文”。

就是把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还有语言文化都包括了进去，这样就使《语文月刊》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里增删、变动或者创新。

广东省社联[12]有一个学术研究，它是几个月才一次的学术研究，他们知道《语文月刊》办出了名堂，也因此找过我。

北京的《中学语文教育》、上海的《语文学习》，还有广东省社联都来参加我们的学术委员会。他们一致认为我把《语文月刊》办得很好，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给它的定位很准确。我并不是把它定位为“语文文字”，这个太简单了。

语文教育有很多问题，不单单是语文文字的问题，而是语文文化、语文文学的问题。中文系出来的就能体会得到。语文是简单地讲语文文字的吗？如果不懂文学怎么谈呢？如果不懂文化，又怎么谈语文水平呢？结果全国的刊物连《中国语文》都参加我们的座谈会，觉得我的定位非常合适。

同时，我还有一个看法。现在我们全国的语文水平，单单讲普及是不行的，应该是以普及为主，鼓励一部分提高。不能完全谈普及，提高也是要谈的，这个定位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语文月刊》最初的文章很有影响。很多专家给我写文章投稿，连王力[13]、周祖谟[14]都有，还有一些是北师大的。这样就体现了普及和提高，主要以普及为主。

《语文月刊》以普及为主，兼顾提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学生、教师和其他语文爱好者为主要对象，努力让广大社会的语文水平都能得到提高。有些干部，写总结都写不好，所以对他们而言是需要普及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说《语文月刊》开卷有益，大家把它视为真正的良师益友，我们听到这些评价都非常高兴。

我们还考虑到当时进行改革开放，大家都觉得“时间就是金钱”，读者可能不乐意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看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太拖沓，不够爽利。

所以我们就想《语文月刊》上面的文章应该要做到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文章简短，就会少点拖拉，多点活泼，也容易读懂，读者可以读完一篇就有一篇的收获。而且，文章简短了，每期发表的篇数就多了，知识量和信息量也就多起来了。

当时，《语文月刊》获得了好几个全国有名的名称。新加坡国立大学里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组团来广州访问，我和广东省语言学会的会长去接他们。当时我是广东语言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接待的时候，他们很多事情都没有去谈，但很关心我办的这个《语文月刊》。

后来台湾也知道了，《国文月刊》就转载了我在《语文月刊》中发表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复旦的教授讲中国修辞学，他出了本书叫《中国修辞学》，出版之后请我帮他写一点评论，后来这篇文章也在台湾发表了。通过这个事情，台湾很多人知道了我。

有个很有名的语言学家，叫李行健[15]，他评价过《语文月刊》，说它是“南国的一颗明珠”。

《语文月刊》后来拿了很多重要的奖项，如首届广东省优秀期刊、中国重点期刊、中文核心期刊、首届全国优秀语文期刊。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还被推荐参加了很多展览会，这些都可以证明这个刊物确实是有一定水平的。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任《语文月刊》主编，退休之后，我说我不做了。然后就说让我当个顾问，这个顾问又做了好久。[16]

我做过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前后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8年，因此别人总是笑我“八年抗战”。做系主任期间，有几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难忘，其中一件就是办了《语文月刊》[17]。

1986年，我在广东省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18]研究室任主任。高教局接受中央教育部要在广东省中文系搞一个小组来弄标准化考试，即高等学校招生语文标准化考试[19]。

高教局受中央教育部的意见任命我去做这个工作，让我去成立一个组，来商讨高等学校招生语文标准化考试怎么命题。当时教育部的人来广州考察，和我谈话，说让我主持这个工作。我很是为难，因为很多老师们都说不知道什么是标准化。然后就有《南方日报》的记者来找到我，让我写了几篇关于标准化考试的文章。

一开始，高教局是给我三年时间让我把这个标准化考试试点做成，后来是成功了。当时广东省的大学都是用这个标准化考试，中文系语文标准化考试就是华师负责，华师的负责人就是我。物理也是我们华师负责，数学是中大，历史就不知道在哪里了，高考的这几门课程都有标准化考试。

一到高考的时候，《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的记者、高教局的干部全部集中在高教局来看考试题目。我坐在那里，回答要很谨慎，稍微答错都是不行的。当时李又华[20]也在场，他反而叫我来回答标准化考试的问题。所以事情很巧妙，就变成这个样子。

自198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开始，广东省的语文就开始试行标准化考试了。[21]我那时还参加了全省的命题，一直到九零年，一共四年的时间。

这个改革成功了[22]，还得了全国首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3]。我还记得那是1989年，在广东珠海白藤湖，教育部部长、高教局局长全部在这里论证全国的标准化考试的结果如何。有的不能通过，我也有点怕，但是我的通过了，而且还得了奖，获得了“教育科学一等奖”，奖品在学校，奖金给了我们一部分。

后来我退休后，有人继续搞标准化考试，这个工作其实很艰苦，但我们华南师大也因此在这方面有一定影响。

注释：

[1]1951年4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政府职能。

[2]据颜泽贤《华南师范大学校史》，1969年下半年，出于教育革命需要，经过审查和挑选，有100多名教工，陆续调回广州参加教育革命。唐老师应该是此时调回师院。

[3]黎克明，广东省南海县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并进入解放区从事学运工作。1956年毕业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班。历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副主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哲学管理学研究所所长，1982至1989年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现已九十一岁，住在华师高教村中区。据唐老师口述，黎克明是华师哲学所的。他在文革写文章的时候，唐老师、黄家驹和黎克明都在同一个写作组。后来三人都在高教村中区居住，黎克明住在前面两栋。有一次，黎克明和唐老师讲笑话，说：“老唐，我们这辈子，现在还在世上，没有去世，是很幸运的，我们能有个岗位一做做了那么多年，很辛苦，那些运动什么时候不会落到我们头上呢？”黎克明很有趣，也很大胆。

[4]黄家驹，广东佛山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华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华南师范大学校歌词作者。今年已八十六岁，住在华师高教村中区。

[5]1981年8月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批准后，《语文月刊》编辑社从1981年9月正式着手筹办，1982年4月正式创刊。

[6]马肖云（1904-1992），河北省新乐县人。1960年7月，调任中山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10 月，调任华南师范学院任院长、党委常委、党委书记。马校长在《语文月刊》创刊号题词：“研究读者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读者与解决读者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要放空炮。”这一严谨踏实的办刊态度，为《语文月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7]《中学语文教学》创刊于1979年，第1期于1979年7月20日出版。吕叔湘《语文刊物漫忆》一文，为其创刊致贺。现由北京市教委主管，首都师范大学主办，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协办，是一份面向海内外发行的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中语会会刊。

[8]《语文学习》自1979年创刊至今，第1期于1979年1月20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张志公的《说“语文”》。创刊至今，一直致力于提高中学语文教育质量、中学语文教师的教研水平及教学能力。

[9]黄纪壮，早期参与《语文月刊》创刊筹备工作，为《语文月刊》第二任主编。据现任副主编胡家俊口述，黄老师曾是专职在编辑室工作，现已八十多岁，生活在华师高教村中区。

[10]诸孝正（1938-2015），笔名苏锡、江耕、筱言等。江苏无锡人。华南师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写作教研室主任。据唐老师口述，诸孝正年纪不大，但身体不是特别好。据现任副主编胡家俊口述，诸老师前年去世，此前一直居住在华师高教村中区。

[11]陈佳民，据现任副主编胡家俊口述，陈老师曾继曹础基后任华南师大中文系主任，原在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现陈老师已七十八岁，任《语文月刊》顾问。

[12]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1960年2月成立，是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学

术性群众团体。

[13]《语文月刊》1982年第1期刊登王力的《中国语法学的发展》一文。

[14]《语文月刊》1987年第6期刊登周祖谟的《怎样学习古代汉语》一文。

[15]李行健，曾任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语文月刊>，南国的一颗明珠——祝贺该刊创办15周年》一文发表于《语文月刊》1994年第4期。

[16] 据现任副主编胡家俊口述，唐老师2008年后就不再担任顾问一职。

[17]据现任副主编胡家俊口述，第一任主编是唐启运，副主编是诸孝正、杨永信、江凯波、何伟棠等。第二任主编是黄纪壮，副主编是江凯波、罗会同。第三任主编是江凯波，副主编是罗会同，后罗会同退休，胡家俊任副主编。第四任主编是陈建伟，副主编是胡家俊。第五任即现任主编是张玉金，副主编是胡家俊。江凯波、诸孝正、陈建伟分别于2008年、2015年、2017年逝世，在此深深悼念这三位中文系的老前辈。胡家俊还提到《语文月刊》编辑室的搬迁，初在小黄楼即中文楼，现计算机学院，然后搬迁到文科楼，即现外语学院处，后来才搬到大学城文一栋。据黄纪壮《敬业进取开拓创新——写在<语文月刊>创刊20周年之际》一文，刊名题字是黄纪壮当年根据郭沫若的书法手稿挑选、合拼、放大而成。然观《语文月刊》创刊号和第二、三期，是吴三立题字。

[18]关于标准化考试定义有诸家说法，在此举北京师范大学张厚粲观点。张教授认为，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统一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国家教委学生管理司主编的《标准化考试简介》即用此说。

[19] 1981年至1985年，经教育部组织进行科研规划和研讨，确定广东省开始标准化考试的试验。

[20]李又华（1912-2000），兴宁宁中区人。广州解放后历任南方大学教务处长、副主任等职务。李又华于1978年2月至1979年12月任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实施高考语文标准化试验，时任高教局局长的是李修宏。此处唐老师应是指前高教局局长李又华。

[21]1987年10月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召开高考标准化试验工作座谈会。这项试验工作于1985年从广东省开始，扩大到广西、山东、辽宁、湖北、四川、陕西等七省。试验科目，在广东从英语、数学开始，后包括物理、化学、语文在内。标准化考试作为系统工程，要求命题标准化、考务标准化、分数标准化等。引自漆书青《谈谈标准化考试》，《中国教育学刊》，1988年第2期。杨一经在《1987年广东省高考语文试题设计评介》一文中指出，标准化考试的理论依据，在于它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作知道，借鉴和运用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如B·S·布卢姆关于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还有教育测量学、教学统计学等。命题既有利于高校选拔新生，又有利于中学教学和促进中学教改，这个指导思想同全国命题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表示广东的标准化考试试验，在命题上改变了以往以经验命题为主的传统方法，仕途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标准化科学化的考核模式。通过检阅《198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广东省语文试题》，我们得知当年广东省语文试题分两卷。第一卷为五十道单项选择题，第二卷为五道多项选择题和两道写作题，考察范围广，知识量大，题量尤多。与现今高考题题型差别很大。

[22]在1988年11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标准化考试试验评估会上，评估委员一致认为，四年来，广东省各级领导对试验工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支持，参加试验的有关单位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借鉴了各方面的经验，参阅了大量文献，以科学的态度、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在我国标准化考试理论模式还不算成熟、教育测量与统计的研究正在不断探索、发展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试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全国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自《广东省高考标准化改革试验评估委员会对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标准化考试试验的评估意见》。

[23]据《唐启运教授的治学历程》一文，当时也获得了广东省高教局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