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8-11-03 00:31:14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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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又传来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打内战的消息。我的家乡是共产党的老游击区，抗战胜利后，有不少青年人参加红军，村子里常有红军部队住宿。他们几十人一支小部队，到了村子里多住在祠堂里。他们对老百姓很和气，借了各家各户的稻草垫在地上睡觉，走的时候，把稻草綑得整整齐齐还给你，把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日常相处时，他们对村里的中年妇女称“阿娘”，中年男子称“阿叔”，老年妇女称“伯姆”，老年男人称“阿伯”，对小孩表现出疼爱的表情，老百姓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每支部队到来之后，住上几天，他们官兵平等，每人带一个茶缸子，吃饭喝水都用它，另有一背包和军用水壶。官兵同吃一锅饭菜，每天有文化教员给官兵上课，作息很有规律，住在村子里与老百姓没有任何隔阂之处。我们小孩子对他们都有一种亲切感，很喜欢有部队来村里住。但过了不久，即有国民党部队来“围剿”，致使老百姓不得不再次逃难。
那时，我家劳动力少，父亲有风湿病，晋波大哥有肺病，没有劳动力种田，难以维持生计。父亲只好带着大哥到广州跟一家罗浮山百草油药店卖百草油，需走圩头摆卖。听父亲说过，曾到广东韶关、福建上杭、江西鹰潭等地摆卖，赚少许钱银邮寄回家。母亲日盼夜盼就盼着能收到我父亲的来信和汇款。母亲曾说过，她晚上做梦，最高兴是梦见“掌牛”（即放牛），因为梦见“掌牛”不久就能收到我父亲的汇款，这应该是一种巧合，但我母亲居然看成是一种吉兆了。1947年初，国民党曾到我的家乡马鼻岭围剿过几次。每次听到围剿的消息，多是在晚上，村子里的人总是整夜无眠，惊恐地等待着消息，直到天亮没有动静才敢出门。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听说到邻村白面石围剿时放火烧房子了，大家都很紧张。我母亲只好带着我和姐姐、弟弟搬到竹山沥村金祥哥和赖嫂家里暂住，家里的粮食也一起搬过去。但只住了三几个月，金祥哥和赖嫂两人都觉得我们三个小孩“晓食唔晓做”（只会吃饭，不会干活），加上那年遇上大旱灾，旱得竹子都开花了，我们又要熬饥荒吃野菜了。看见他们两人都流露出怨气，我妈妈只好领着我们三人回自己的村子居住。“围剿”的消息还是不断。最恐怖的一次是1948年农历二月初，正好是我们拜山祭祖的日子。傍晚时分即听见今晚国民党会进村“围剿”的消息，我们一夜无眠，临天亮就听见一阵枪声，吓得直哆嗦。等到天亮了，就有国民党兵进村，闯到我们家厨房，到处乱翻，看见鸡蛋，即翻转他们的铁甲帽（头盔）作盛器，把鸡蛋一个个磕破，蛋黄蛋白盛起来；祭祖的鸡、猪肉和饼食全被拿走。我们眼看着，敢怒不敢言。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全都走光了，我才慢慢牵牛到村子对面的旱地上放牧，又看见了更恐怖的一幕：就在我们村子的“背夫岭”（后龙山）的斜坡上（邻村“塘壆头”村侧面），像是有一张长条凳、凳脚朝天放着，几位村民，一步一跪地哭着往前爬。当初，我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事后才听说那是一位在山上烧炭的农民，因为曾经给红军买过盐、火柴、手电等日用品，当晚遭到国民党兵残酷枪杀，在死者身上还插着四支长剑，耳朵也被割掉！在死者所在的塘壆头和近邻的上屋村还抓了十多个男人，已押出正果圩去了。过了几天，被释放回到家里的人又说，他们被押到正果之后，国民党兵把那位被杀者的耳朵切碎，炒饭强迫他们吃，令他们呕吐了好几天！这些被抓的人回到家里，惊魂不散，每人都大病了一场，我一连十多天都看见有村民用竹竿挑着被抓者的上衣在他们的自家门前招魂、喊惊（这是村民当时常用的一种招魂压惊仪式）。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惊恐之中，毛骨悚然！后来，我又听说，死者的妻子怀有身孕，已经几个月了，怜悯之情，郁结于心。从那时起，村民们对国民党都特别仇恨，把国民党兵称作“嗬嗬鸡”（意为发瘟鸡），他们的贪婪无孔不入，凡是挑柴、挑炭到正果圩摆卖的人，每人必须被抽走几根柴炭，老百姓怨声载道！幸好，这时我父亲和晋波大哥都从外地回到县里。父亲是因为增城的王氏宗祠维修，他因曾在广州王氏宗祠看守过祠堂的关系，在这次维修中协助搞记账之类的工作。哥哥住在正果圩的大众铺（供王氏宗亲趁圩时临时出入的地方）里干点杂活。鉴于村里的恐怖情况，母亲又领着我们到了正果，主要是我和弟弟跟着大哥在正果，母亲和姐姐多住乡下。我还是天天牵着牛，在正果洋的田间放牧。有一天，我正牵着牛在田间放牧，到中午时分，听见圩场上吵吵嚷嚷，还传来一阵枪声，吓得不知所措，几乎要哭了。遇见年龄比我大的农民，即大声叫我：“牵牛往村子里跑，不要再回圩镇了！”我只好牵着牛往村子里跑。到了村里，村民都很关心，问我是哪里人，姓什么，父母是谁等等，我一一回答。他们说，姓王的是自己人！一些男人还认识我的父兄，说是兄弟。原来他们也是跟我的祖辈一样从梅县迁到增城居住的，于是分外热情。他们刚在吃午饭，吃的是蕃薯，装了一小筐蕃薯给我吃。我也肚子饿了，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下午时分，我哥哥就到村子里来找我了，他跟村民都认识，大家交谈起来很亲切。我大哥说，刚才是因为国民党兵在抓摊赌搏，彼此争执开枪引起的。大哥对村民说了一番感谢的话，便把我领回正果的住处。记得是五月份洪水发作的时候，父亲便叫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人乘电船到增城北门街龟峰里十号王家祠居住。母亲不认识字，特意叫我把“北门街龟峰里十号"的地址记住，以便打听。我们到达县城之后，便沿路打听，终于找到了父亲。日军入侵时，祠堂遭到轰炸，破烂不堪，瓦面漏水。父亲安排我们四人住在祠堂前面的一个守事房里，房间很小，仅能放上一张床。床前有一小片空地，晚上还要把牛放进来。下雨时，床上全被雨水淋湿，用洗脸盆接雨水也不管用。晚上，四人睡一张床已经很挤了，加上漏雨，床前又有一头牛，除了能保证弟弟的睡眠之外，我和母亲、姐姐三人常常是坐到天亮。这种屋漏兼逢连夜雨的状况，延续了几个月，直到冬天无雨才稍好一些。那时，增城县城到处都是瓦砾堆，芒草丛生，很是荒凉。我到了县城还是天天和姐姐一起在瓦砾堆的芒草丛中牧牛。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不到几个月，父亲就把我们从乡下带来的牛卖掉了，大概能买几担稻谷。因为没有地方放，存了一半到银行，只发回“谷票”。不久银行倒闭，“谷票”作废了，欲哭无泪！我母亲见我和姐姐闲着无事，又买了一头小牛给我们放牧。但到了1949年10月解放前夕，在兵荒马乱之中，这头牛又被贼偷走了，父亲和母亲因此大吵闹了一场。那些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往事，真的不堪回首！就在1949年初，增城王氏宗祠总算维修好了，泥水师傅陆续撤走，祠堂配了守祠人，定期烧香打扫。我家从守事房搬到后面闲屋原来泥水师傅的住地居住，房屋简陋，但有两间房子和一个饭厅，还算宽敞。不久，王家祠成了国民党在增城的“剿共总司令部”，住满了国民党官兵及军官家属，守备森严：前门有卫兵把守，住户每天出入都要经过他们的岗哨；祠堂西边闲屋作了监仓（监狱），关押着抓来的共产党人与嫌犯，发现有逃跑的就搜查周围住户的屋子，有时还听到“犯人”被严刑拷问、毒打所发出的惨叫声。到解放前夕，更听说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枪杀了，我更是惊恐万分，晚上睡觉常常做恶梦。这种恐怖状态，一直延续到1949年10月中旬增城解放，才算过上了和平宁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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