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与1948年，由于国民党“围剿”游击区，老百姓疲于走难。我和弟弟基本是辍学。我们1947年上半年逃难到亲戚家，1948年初逃难到正果圩镇，同年5月逃难到增城，整个下半年，我每天跟着姐姐去放牛。

直到1949年春节后，父亲才联系上导正小学。这间小学是基督教办的，学费较便宜，而且由一位我父亲熟悉的王姓兄弟王冠寰担任校长。但我们必须要经过考试才能插班。

当时我和弟弟都是插三年级下学期的班，很幸运都被录取了！我还考了第三名。我和弟弟的学业，总算走上正轨了。但每年要交学费，压力也很大。

当时学校有一个激励学生上进的机制：凡是在班里考第一名的可以全免学费；第二名减免一半；第三名，减免三分之一。于是，我和弟弟暗中定下了目标：为争取减免学费而努力！

到1952年初，人民政府接管学校之前，我曾拿过一次第一名，一般是前二、三名，弟弟也拿过第三名。政府接管学校之后，我们贫困学生享受全免学费的优惠。

在小学阶段，我只知道死记硬背。我国古代把夜晚分为五个时段：一更19点，二更21点，三更23点，四更是1点，五更3点。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解放前。

那时，我家里没有时钟，也没有手表，晚上读书只听从打更。我从一更鼓开始读书，一直读到三更过后睡觉，每天晚上基本如此。

我把语文、政治、历史、自然等课程都背得滚瓜烂熟，考试或课堂提问，一般都能对答如流。

1949年9月开学后，风声越来越紧，说是共产党要来了。国民党政府和团体发出传单，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家破人亡”等等。

街上乱糟糟的，谣言四起，说那里打明火啦（白天抢劫）！那里又打脚骨啦（半道上抢劫）！人心惶惶。

教会的牧师经常领着全校同学祷告，请求上帝保佑大家老少平安，老师们仍然坚守岗位，我们也照样上学。

直到10月13日增城全境解放，在我的印象里，仅仅停了两个多星期的课。县人民政府很快贴出布告，宣布增城全境解放，人民政府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工商各界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

社会治安很快恢复正常，并没有什么共产、共妻的怪现象。人民政府文教科的工作人员，分头深入学校，教学生唱歌、扭秧歌、打腰鼓，我也很快学会了扭秧歌和打腰鼓。每逢集会或游行，我都在腰鼓队里，打着腰鼓去参加，精神振奋。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响彻云霄。

1951年，全县举行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作文比赛与演讲比赛，我有幸获得作文比赛第二名、演讲比赛第一名；在班里经常得第一名的那位男同学获得作文比赛第一名，演讲比赛第二名。

也就是说导正小学囊括了这次比赛的冠亚军，这可把校长乐坏了！他在自己家里设家宴，宴请全校老师和这些获奖的学生。

老师的鼓励促使我不断往前赶，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润物无声的恩师！

在小学阶段，有一件事令我耿耿于怀，是那位在班上常常考第一名和作文比赛获得全县冠军的男孩子，在高小毕业那年，竟然患肺病夭逝了，大家提起他都黯然伤神、无比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