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很少参加北大的同学聚会，不过有两次出差会议中遇到了比较多的老同学。一次是在兰州开会。兰州大学的黄伯荣[1]，是现代汉语教材的主编，副主编是廖序东[2]，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现代汉语教材。现代汉语教材审查要开会，会开了十来天，我也去参加审查。讨论教材的时候，他就把我在北大写过的一篇文章收进去了，其他大学也有去的，所以凡是我们的同学有去开会的就见面了。
还有一次是在西安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有和北大的同学见面。我在华师做系主任的时候，还参加过全国七所师范类院校中文系主任的会议。学校有一个规定，毕业的时候写好论文要访问学者，后来我就带研究生去访问学者了。被访问的学者要认识才会接待你，不认识就很难。我就带研究生去走访，去过上海、浙江、北京，主要是这几地的高校。
我来广州后，有两次聚会比较多人。一次是中国修辞学会，当时第一届修辞学会在武汉召开，我被选为全国修辞学会的副会长。副会长有很多个，北师大、北大的都有，所以在开的时候就有我的同学。还有去昆明开会，是全国语言学会，因为我当时是全国语言学会的理事，就去参加了。当时王力、吕叔湘老师都到了，好多老师同学也都来了。因为语言学界好多都参加了语言学会，这样就有机会见面了。我后来有一篇文章，谈古代汉语“活用”用法。“活用”是我们古代汉语里才有的，现在广东现代汉语都不讲活用了。但“活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如何发展？关于这些问题学者说法不一，目前大多支持王力的《古代汉语》所阐释的活用，但是里面一些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我梳理几篇文章后提出了问题和分析，写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很多人采用了。
1990年1月，应澳门中国语文学会邀请，我作为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教授访问团成员访问澳门，去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澳门知道我们要来很高兴，澳门大学、澳门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都和我们座谈。[3]
我在香港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4]，写广州话的四声形容词，有广州话的单音动词，还有一次就是广州的俗语、习惯语，这些都牵涉到语音。我现在看微信，里面有很多讲到中医学，养生方面的内容，里面有很多牵涉到广州话的词语都用得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学习、传承中国古代文化，这些方面也不能不注意。
在香港的时候我讲到一个词——“㩧佬”，就是农民的意思。我当时在谈古代和现代语言发展的关系，谈到广州话，就讲了这个例子。我说这个是从古代来，现在我们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都找不到这个词。其实“㩧”这个字是从汉代就有了，最开始是动词，后来慢慢地变成了形容词，到了今天就已经是一个名词了。
名词是表示不开通的、闭塞的，我们语法学的发展从古到今很多词都可以从名词发展为动词、形容词，也同样可以从动词、形容词发展为名词。现场就有人问要怎么写，让我马上写在黑板上，因为我讲这个字是临场才讲的，并没有准备，所以这时候有一点担心会讲错，但是其实是没问题的。“㩧”是凿地、掘地的意思，是动词，古代那些农民总是拿锄头凿地，所以就是“㩧”。有人就问为什么这个动词会转变为形容词，我就回答说那个地掘的不好不就是“㩧”了嘛。
八九年的时候，国家有一个辞书规划的项目，我负责的是虚词部，当时我就跟周日健[5]提议一起主编《汉语虚词词典》，然后我们就集体编了这个词典。
《古汉语析疑解难三百题》是我带研究生之后编的。有的研究生毕业了，就把这个当成一个研究项目，我来主编，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6]。当时参与的人有很多现在都已经退休了[7]。
《戴由武<电白方言志>序》，戴由武是中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高华年，当时他的导师和他商量找我去帮他评毕业论文。高华年说这个戴由武不错，答辩很快就全票通过了。后来戴由武他写了这本书，就找我给他的书写序，因为我对电白的方言有一点研究。这本书出版了之后，中大那边还送了本给我。
张端城和谭世勋[8]都在我们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过，他们编写的《古汉语反义词词典》这本书在我看来很不简单，比现在很多空谈的书要扎实，所以我当时就给他这本书写了序[9]。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委员会委员，一直做到九九年，得过它的很多奖励。因为我是广东省语言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社联就把我们这个作为重点培养的项目。这些事情我通常不讲，我做人不高调，很多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王力先生的确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就曾经写过一篇《王力教授谨严的治学方法》。其实治学方法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又实实在在，常常成为研究成败的关键。现在我的这本书（指《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里面就有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都还是很有益的。
华南师大的文科不错，是很有名的，在社会影响也比较大，因为文科的人发表文章比较多。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老教授论文选粹》，里面收录了华南师大老教授发表的一些论文，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文科的，从这个书就能看到我们华南师范文科的影响。这本书选的文章都是影响比较大的，里面就有我写的《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比喻》，这篇文章之前是在《红旗》发表的。
我们中文系原来有很多老教授。南方大学一停办就办了个师院，师院当时的师资是怎么来的呢？一部分是原本南方大学转过来的，主要是干部和校长。专业的老师主要来自原来的文理学院、中山大学的师范学院等。吴三立就是原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的，廖子东就是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中大原来有很多学院，有农学院、商学院、理工学院，现在的理工大学就是从里面分出来的。华师原本叫华南师范学院，八二年才易名为华南师范大学[10]。我们师大教师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广西大学、华中师范学院等[11]。有的年纪比较大，很多是原本在中学教书的老教师。
系主任是廖子东、廖苾光[12]、廖秉真[13]，三个教授姓廖的。廖苾光是研究文艺的，廖秉真负责函授方面，廖子东研究现代文学，还有一个研究现代汉语的刘冕群教授[14]，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吴剑青[15]。吴剑青这些老教授都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的知识。
周日健是我的同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做本科古代汉语的教研室主任。后来吴三立年老了，我和周日健就继续了他的工作。因为周日健年纪比我小，所以我退休的时候他还在继续工作。
魏达纯[16]是五九年毕业的，他的文字功底很好。现在文学院的副院长吴辛丑[17]就是比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博导苏新春[18]低一届的。苏新春写文章是很不错的，他去年听到我出书，很高兴，带着他的妻子来看望我。
还有一个研究生叫谭世勋，他提议让一些老教授帮我的书写序，我就说这样子不行，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记忆力可能不太好，很多事情都会忘掉，找材料会很困难。所以我就对他们说：“最熟悉我的就是你们几个，你们帮我写这个序就可以了。”然后我的学生苏新春就帮我写了这个序，我在后记中特意感谢了他们。谭世勋曾经是我的同事，不过后来调走了。他也是研究古汉语的，他跟另外一个人在海南岛那边研究方言。还有一个研究生大家都认为他是我的研究生里面最努力的，他跟我说：“我最努力，唐老师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常常到我的房间来看我的作业，然后马上点评几句。”
我对学生是坚持启发性教育，不能逼迫他们去学，不能太粗暴，鲁莽也不行，做学问就是要细心、要思考，做人若是太粗暴了也不行。
系里的学科建设主要也是从马肖云开始。他和我讲，“你在北大学多少科目啊？你们系本科现在讲来讲去只讲三门基础课：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需要把华南师大学术水平提高是不是课程也需要改一改啊？”我说：“当然要改啊！不改的话华南师范大学和一般的高等学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大胆地和马肖云校长提出，他问什么时候能开始。我说系里准备好了就能马上开始了。他就让我回去做个计划，基础课即必修的要开多少，选修课要开多少，分别是哪些。我就很大胆，马上在系里搞学科建设。
1979年我一边带研究生一边在本科上选修课，例如古今语法比较、修辞学等等。演讲学我也放进去了，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需要掌握演讲技能，不能就看着讲稿照本宣科来上课。还开了大学语文，这个我是受华罗庚的影响，他说现在有一些理科学生不会写科学论文。如果理科毕业生不会写毕业论文，即使理科学的好，可是讲不出来，这也是不行的。于是我就决定要搞大学语文，这样理科学生照样能学语文。一搞之后，果然，中文系的毕业生写毕业论文水平很快提高了。马肖云当时发现了，觉得不错，表扬说，中文系学科建设水平提高了。
我做副系主任的时候，古代汉语研究生有三个老师带，一个是吴三立，他是教授，北师大毕业的，钱玄同是他的老师，很有资格的。还有我和钟旭元[19]。钟旭元当时还只是讲师（但当时他也是研究生主任），提了副教授但还没有批。我当时是副教授（我工作三年就做了讲师，北大出来后不用见习，直接上课，77年提了副教授，78年已经批准了，79年我开始招生）。结果一报上去，很多都没有过关，因为是要几个教授才有资格被批下，我们这里钟旭元的副教授还没有批下来。王力刚好是全国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科主任，一看，发现华南师大好多没过关。但是华南师大的古代汉语吴三立带头，还有唐启运副教授，这个是可以的。于是就叫学位秘书复查，就这样我们审批通过。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教授被提上了，就又得了硕士研究生学位。
后来吴三立年纪大了，退休了，退到二线，我就做了系主任。我们开了汉语史研究生，汉语史是很少开的，全国开了汉语史的大学没有几个，所以搞个汉语史研究生是很不容易的。在我做副系主任时就参与了评学位这些事情，做系主任就正式开展了。我从77年开始参加学校学术委员会工作，一开始中文系学术委员会还没有成立。学术委员会成立了，学校的研究生工作的进行才有希望。我是中文系参加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代表，后来学位委员会两个都有。学位委员会是，比如化学系今年要申请一个硕士学位，需要先由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之后再报上去。学术委员会不是学位的问题，而是今年有多少个要升教授，就要先由学术委员会讨论。我这个系主任前前后后起到了一些作用和影响。
当时研究生的课题是可以走访的，像我带研究生的时候就要到处走访，能学习到很多东西。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访学活动，不过还是可以自己去调查材料。比如说，如果是学习语言学中的方言，我觉得广州方言很有用处，连外国人都知道广州是个千年古城。广州话是保持了九个声调[20]，和普通话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差很远。方言学有实用价值，所以学习声调是确实很有用的，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密切。
我在带研究生的时候写了一篇《让研究生学会研究方法》，然后这篇文章也发表了。我想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我的一些心得，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收入到我的文集里（指《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这篇文章无论是对本科生，还是对教师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对科研促进教学的一点体会》这篇文章对教师怎么把教育和科研结合起来是有帮助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在华南师大出版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的。
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就是我治学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定要掌握材料、分析材料，归纳、探索、说明这个材料。讲话没有材料不就是空谈吗？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跳不出来，他就是没有掌握材料，更别说分析材料，也不会对材料下结论。没有材料，也没有分析材料，能谈得上是文章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用材料说话，没有材料万万不行。
除了有材料还要有道理，你不可能一有材料就说自己有道理，这样不行。古代有一个故事，一串钱放在这里，两个人争论。一个说钱重要，另一个说把钱串起来的绳子重要。主张金钱重要的人就说，没有钱就不能变得富有；主张绳子比较重要的就说，没有绳子就不能把那些钱串起来，这样又何来的钱呢？不管结论如何，但照我看来不能偏颇，两个都重要，这是方法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的争论是没有用的，因为财富就是钱和绳子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金钱就是材料，读书、治学的材料。这个比喻不完全对，但是有这个意思。这个绳子把钱串起来，让它变成一整串钱，这个绳子就相当于从材料里概括出来的纲领。如果没有这个绳子，钱从哪里来呢？所以这一串钱，就是材料和纲要。
现在很多人写文章纲要不清，纲要是有前有后的，是贯通的，现在很多文章文不对题。我说到材料和纲领都很重要，但是材料最重要，没有材料那就什么都完了。
清代的戴震说起做学问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其中一个就是积累材料难，这是在古代一直贯通的，古文献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他第一个就是你要掌握很多材料，没有材料不行，要淹博。这个淹博不仅仅是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还要解决问题。
我们进了大学就要广博，要“博”和“约”。古代人做学问很讲究这个“博”和“约”，“博”是一个基础，“约”就是经过概括的。你没有材料要怎么概括呢？越广博概括得越好，论证就越充分，不能老是在说那几个例子，讲完那几个例子不是就完了吗？我的研究生跟我说：“我看你的文章，材料是很充分的，没有办法驳倒你，因为你的观点不是只有一两个例子支撑起来的。”清代的学问家做学问就讲：“例不十，法不立。”例子没有十个，论证不能成立。你讲一个例子，别人说你是孤立的，讲两个例子也不见得很有说服力，但是三个、四个就不一样了，更不要说十个，所以材料越丰富越好。
我们现在编词典，例子很重要，不但要广泛，而且要典型。例子典型又多的话，论证就充分，因为你要用这些例子来说服人家。王力他以前叫做王了一，他编过一个字典。他的字典好像最后没有编成，因为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要做大量的工作。我记得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要编字典、词典的话，要精选例子，而且要多，不要太少。他说，一部字典、词典如果例子太少的话就好像骷髅骨一样。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材料很重要。古人这样说，像王力一样的专家也这样说，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如此。
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现在语言学的专业都有开这三门课，但是要精通，这三门远远不够，所以要读研究生。我在北京大学学习语言学的时候，我一共有十九门课，譬如说跟现代汉语有关的还有语音规范化、词汇规范化、语法规范化，如果不懂规范，就无法判断对错。古代汉语有音韵、古文字、古词语、古语法，还有很多。语言学概论远远不够，还应该要有普通语言学、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语言学史，所以当时我带研究生的专业就是汉语史专业。汉语史专业触及面很广，所以我想就算是在小的方面掌握的知识也要广博一点，基础才好、才牢。即使没有课程，我自己有时间也看一看，要精读，泛读不行，有没有掌握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未完待续）
[1]黄伯荣（1922.7-2013.5），广东省阳江市人。1946年王力、岑麒祥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学系，黄伯荣转入
该系学习，师承王力、岑麒祥、方光焘、楊樹達、商承祚等。195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4年秋，院系调整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在兰州大学、青岛大学任教。黄伯荣和廖序东一起任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已出版近四十年，目前已经增订到第五版，曾被教育部期刊誉为“一部受欢迎的现代汉语教材”。
[2]廖序东（1915-2006），1936至1941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后在中学、大学教书，自1957年起，在徐州师范学院历任副教授、教授等，长期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和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3]当时同去的教授还有詹伯慧、黄家教、李新魁、陈垂民、梁渭雄等。据《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韦恩《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代表团访问澳门》一文，应澳门中国语文学会邀请，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代表团一行六人于1990年1月7日至11日到澳门进行学术访问。代表团由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詹伯慧教授担任团长，学会顾问黄家教教授、副会长唐启运教授、李新魁教授，理事陈垂民教授及省社科联秘书长梁渭雄同志随团出访。澳门中国语文学会为此组织了学术座谈会，代表团还访问了澳门日报和澳门东亚大学，受到报社李成俊社长、李鹏翥总编辑和东大薛寿生校长、李天庆副校长等的热情接待。
[4]《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第四章粤方言中的《广州话形容词的一些特点》。
[5]周日健，广东惠东县人。1952年至1955年在惠州市师范学校读书，后考入华南师范学院就读。1959年7月，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已退休。笔者曾有幸到位于石牌高教村的周老师家进行口述史访谈，了解到周老师夫人卓丽老师也同为文学院退休教师，二人目前居住在一房子中，儿子家庭在同一栋楼的不同层。卓老师一只脚行动不是特别麻利，但也能够洗衣、做饭，周老师则也十分健谈，二人十分恩爱。孙女经常会跑上老人家，来跟二老聊天，帮忙做家务活。
[6]1988年，唐老师为该书撰写前言。1991年，此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自出版至今有二十六年了。
[7]据《古汉语析疑解难三百题》编者前言可知，文字部分由唐启运、罗会同编写；语音部分由周日健编写；词汇部分由张端成、王李英编写；语法部分由周日健、王小莘编写；训诂部分由罗会同编写；修辞部分由谭世勋编写；工具书部分由唐启运编写。此外，吴昶新、王小莘同志还分别参与语法和词汇部分题目的拟定。罗会同老师现已退休，为华师老教授退休会理事，在老干大学教书，是《师大晚晴》编委。笔者在《师大晚晴》上常见刊登罗老师的诗词、书法作品。周日健老师现在情况见前文注释。笔者曾有幸探访王李英老师，王老师现居住在华南碧桂园，退休后仍致力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8]谭世勋，1977年3月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汉语史八二级硕士研究生。后历任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团总支书记、辅导员、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曾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9]《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收有《张端城、谭世勋<古汉语反义词辞典>序》一文，认为这是一部知识面广、可读性强、学术性显著的词典。
[10]1951.10-1970.10，本校被称为“华南师范学院”。1970.10-1977.11，本校改为“广东师范学院”。1977.11-1982.10，本校又改为华南师范学院。1982.10至今，一直沿用“华南师范大学”名称。
[11]1951年6月，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华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并入华南师范学院。1952年10月至1953年10月，南方大学俄文系、岭南大学教育系、海南师范学院、南昌大学师范部地理专修科、广西大学教育系、湖南大学史地系地理专修科等经调整并如华南师范学院。唐老师此处指有来自华中师范学院的老师，疑有误。
[12]廖苾光，1902年出生于梅县石扇村，1909年入当地文光学堂，1916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1921年到印度尼西亚当学徒，翌年回国。1925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30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求学。回国后，在广西桂林师专、广东梅州中学、广东法商学院任教。1938-40年初人东山中学训育主任。40年代投笔从戎。1949年后转文理学院。
[13]廖秉真，1910年4月出生，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毕业，任海南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1953年，随海南师专并入华南师院，随同的有康白情教授。
[14]刘冕群（1901-1978），广东大埔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研究科，曾任中山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教授、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
[15]吴剑青（1908-1974），广东梅县人。笔名邈厂，著有《邈厂诗抄》。历任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学院教授，古代和近代文学研究专家。文革时因楚辞研究被批斗，后被遣回乡下，生活凄苦。
[16]魏达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语言学和古典诗词教学。笔者曾有幸到位于石牌高教村的魏老师家进行口述史访谈，了解到魏老师平时会去老人大学、华师教工俱乐部给退休老年人上课。
[17]吴辛丑，别名吴新楚，湖北天门人。长期从事古代汉语、出土文献、中国语言学史、易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吴老师对唐老师十分关心，工作之余会去石牌高教村探望。
[18]苏新春，1982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史硕士毕业，后任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99年调入厦门大学任教。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主攻词汇理论与辞书语言、教材语言的计量研究。《我的导师唐启运先生》是苏新春为《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写的序言。苏新春是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史八二届硕士研究生，吴辛丑是汉语史八三届硕士研究生，故唐老师说吴辛丑比苏新春低一届。
[19]钟旭元，据唐老师口述，钟旭元在石龙中学教了很多年书。大跃进之后，59年前后很缺乏教师，在中学里提升了一批老教师或者校长给他们讲师的称号，来大学任教。他最初是做函授教育，改中学教师的作业，因对古文字有兴趣，在函授里改古代汉语文字篇。曾任教研室主任，已去世。
[20]九个声调分别为阴平，阴入，阴上，阴去，中入，阳平，阳上，阳去，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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