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我还是用脑的。在工作的时候我病过很多次，好了又复发，总是反反复复，我就觉得这些医生不行。所以，在还没有退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觉得退休以后自己的身体恐怕更成问题，所以我需要学点老祖宗的医学。很多西医里面的名词我听不懂，也不知道那些药名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吃中药的，我就想接触下老祖宗的东西，在退休后进一步学习。

所以我退休后有个很大的兴趣就是中医学。关于中医学的书，我看了很多，退休之后看了三十多本，其中，我对经络学很感兴趣。每一条经络是如何的我都已经弄清楚了。根据这个，我做了很多笔记，都是很大本的。《羊城晚报》上刊登的中医学知识，甚至是一些我能看懂的西医学知识，我都很感兴趣。

近我看到《羊城晚报》有这样一个栏目，它连载关于肠的知识，我特别感兴趣。这是一个德国的专家写的，这本书当时是德国全年的畅销书，后来甚至变成了全球的畅销书。这个专栏连载了二十来天，我有几次没有看到，因为有人偷了我的报纸，不过我能拿到的我都保存了下来，今天我才看过了。他写得很厉害，相当好，很通俗，道理也很清楚。这就是我退休后的主要兴趣。

实际上，我去过美国一段时间，美国那个孔子大厦[1]，下面是卖药的，人们可以随手拿那些印着医学知识的资料。我以前对维生素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只是知道你吃多点菜就能吸收多一点维生素，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讲。那次在美国，就有专门讲维生素的资料，我就拿了一些看。看完以后我很惊讶，原来维生素有那么多的知识啊，很多维生素都是很重要的，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1] 孔子大厦，筹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纽约华人街的地标性建筑，底层建有4万平方英尺的活动场所，举办“健康生活在孔厦”活动项目，为老人提供健康方面的服务，并举办许多文艺健康活动。

大学期间，我很喜欢下象棋。我象棋也很厉害的，曾经代表中文系参加校内的比赛，不过最后还是输给了数学系。后来发现下象棋太花时间，而且很费脑力，兴趣一来，中午都不想睡觉的，晚上躺在床上也一直在想：我这个马该怎么走，车又怎么走才好，怎么开局，这个涉及很多思维的问题，后来就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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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广东音乐也很感兴趣。在北大时，广东学生聚在一起弄个广东音乐，合奏，我当时可以弄弄小提琴，也会秦琴。我小提琴比较差，但扬琴还可以。

我在北大期间还打排球，因为我矮，就适合做二传手，那时候排球都是打三排的，后面就逐步打二排，就跟现在的排球一样。二传手很重要，我提球很稳，就提球给杀球的那个人。杀球那个是海南人，大家都叫他“大水牛”，他杀球很厉害，我就打得很准。校内的排球赛也是争冠军，后来也输了。自从当了大学教授，象棋、排球我都没玩了，太费时间了，而且太累了。

初中我也打篮球。我上球率很高的，所以他们拿到球以后都让我埋伏到篮球框底下，我碰板投篮很准。当时有一个队也是跟我们争荣誉，他们二年级，我们三年级，他们就想拿第一，首先就要打败我们。他们看到我上球很准，而且一直在埋伏，就冲上来，不打球，打我的眼睛。一拳打过来，我眼睛都要凸出来了，后来我就发现体育一样有德育，德育很重要，他们这样根本不是打球啊。其实，不光是体育，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涉及到德育的问题，做人的问题。

老年大学在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就已经请我去讲毛主席的诗词，后来就进一步，讲传统的诗词。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老年大学里面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很有水平，有的连基本知识都没有。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兴趣了，就想办法找我的研究生罗会同[1]，自己就退了出去。罗会同在诗词这方面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我就让他去，告诉他不用花太多时间，代替我的位置就可以了。好像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有去。我还去广州军区上过课，一个星期讲一天，中午在那边休息和吃饭，我在那边讲过毛主席诗词、毛主席的语言风格。我在外面很多地方都讲过课，广东军区我也去过，现在讲起来很多笑话。

黎克明做过副校长，是哲学所的。他在文革期间写文章的时候，我、黄家驹和他都在一个写作组里，后来也都在中区住，他住在前面两栋。他有一次和我讲笑话，说：“老唐，我们这辈子，现在还在世上，没有去世，是很幸运的。我们能有个岗位一做做了那么多年，很辛苦，那些运动什么时候不会落到我们头上呢？”他很有趣，也很大胆。就像诸孝正，年纪不大，但身体也有问题。我就更觉得退休之后学习经络方面的内容很有作用。为什么说辛苦呢？我们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是要犁田耙田的，回来以后我还教了徒弟怎么来犁田耙田，年纪比我大的也专门来学，我什么事情都去干，很快就干好。于是我就跟黎克明说，再辛苦也不会轻易死掉的，看我在干校的时候，犁田耙田多辛苦啊！这都是他亲眼看见过的，还有蚂蟥，一附上你的腿就会流血。犁田犁得深的话，那个牛不愿意走，还要带着犁走，是很危险的。黎克明说我们能活到这个年纪特别幸运，我就这样回答他，像这样，很多东西都联系得起来。

我兴趣很广，但不管怎么样，做人很重要，不管掌握什么技术、学术都要讲做人。政治第一，这个应该也算是我在南方大学学到的东西。

[1] 罗会同，广东南雄人，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史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曾任《语文月刊》第二、第三任副主编。工于诗词，任岭南诗社常务理事，广西天等县诗社名誉顾问，在国内和澳门报刊上发表诗文200多篇，事迹和诗词作品曾载入《当代千家诗词选》、《当代诗词家辞典》、《风景名胜诗词选》、《岭南诗词选》等书，做过广东省老干部大学文学班兼职教师。

我父亲[1]是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毕业的，广东大学的前身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2]。我的父亲就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文史部本科毕业的，他和吴三立老师是不同届的校友，我父亲好像比吴三立老师早一两届。在进大学之前，我父亲在广雅中学念书，广雅很有名，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办的。我父亲在广雅读了四年，直接进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这些事情吴三立后来和我讲过，讲了好多。

我弟弟[3]现在是在广州职业学院工作，他一开始在西北师范大学，黎锦熙[4]之前在那里做中文系主任。我弟弟调来调去，先是在电视大学，后来电视大学和业余大学合并[5]，就转到业余大学，在广东业余大学做中文系主任，后来业余大学变成现在的广州职业学院[6]。我弟弟写过很多诗词，就沁园春这个词牌都写了几百首作品。

我比大弟弟大两岁，我大弟弟比我小弟大四岁，所以我和我小弟相差六岁[7]。我大弟书法写的好，他叫唐崧，在广州市商业局做过处长。之前他中风，不过在省人民医院治疗好了，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走路不行，瘫痪了，和我老伴[8]一样，我老伴也中风了。小弟弟也在广州，他每年过节的时候都来我家。

现在我们家人都在广州，我们家族好大的。大姐姐以前是教小学，后来在广州搞行政工作，是基层干部，我妹妹也是基层干部。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都是双胞胎，我的孙女也是双胞胎。我姐姐的女儿生的孩子也是双胞胎，我母亲在家里也是双胞胎，可能是家族基因，不过现在来往也少了。

[1] 唐夙儒（1897-1942），广东电白人，中学就读于广雅书院，后毕业于当时广东省唯一的大学省立高等师范本科文史部，先后在电白县立一中和电白县立师范学校任教，主要授国文课和历史课，还授植物学和动物学课程。他不仅勤奋教学，还积极办学，参与电白县立师范学校的倡办工作，并先后筹办一所高年级小学和一所初级小学，为当地的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2] 废除科举后，原贡院停办，1904年原贡院改办为两广速成师范馆，辛亥革命后改称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孙中山为培育革命人材，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广东大学，派邹鲁任筹备主任，筹备期间仍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3月12口，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孙先生，于翌年10月将国立广东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以示景仰。

[3] 唐景凯，广东电白人，中文教授，研究员，即下文中提到的小弟。1955年到1959年间在西北师范大学就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历任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广州业余大学、广州中医学院教师、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大学教龄三十多年。他在人文艺术方面也颇有成就，尤其工于书法和诗词，任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文书画院、香港书法院名誉院长，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世界文化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等，曾获中央文史馆书画研究院终身成就奖、香港特区紫荆花金奖、澳门特区莲花金奖等奖项。在访谈的过程中，唐老师谈及弟弟唐景凯，难掩自豪之情，虽然自身腿脚行动不便，也执意回房间拿出珍藏的内容为“中国艺术界六大主席”的挂历给笔者看，挂历的年份为2015年，至今已不适用，但唐老师仍将其保存良好，只因上面有对其弟唐景凯的介绍，兄弟感情之深厚，可见一斑。

[4] 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学家，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9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从西北联合大学分离出来，黎锦熙任国文系主任。

[5] “电视大学”指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指广州业余大学，其余同。广州业余大学于1962年创办。1968年12月，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州市第二职工业余中学、广州市第二职工业余技术学校并入广州业余大学。

[6] 此处“广州职业学院”指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是 2005年3月由原广州业余大学、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广州市乡镇企业管理干部学院等四所院校合并组建而成的一所公办职业技术学院。

[7] 唐启运老师出生于1929年12月，大弟弟唐崧出生于1932年1月，小弟唐景凯出生于1935年10月。

[8] 崔广英，唐启运老师的夫人，早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本科，其后任中学历史教师，是唐老师的“贤内助”。到唐老师家中拜访时，笔者有幸见到了夫人，她当时看起来身体不是很好，但即便如此，在访谈过程中，她有时也会在一旁细细聆听。于2016年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