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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华师工作后,王力先生曾到华师大讲学,我有幸聆听了自己崇敬的老教授的讲学。朱德熙教授路经华师时,王小莘老师(王力先生孙女)曾邀我一起到朱先生下榻的华师学术交流中心拜见,问及朱先生是否认得我时,他高兴地说:“认得!你是那个广东小姑娘!”顿时,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1987年12月,贾彦德和蒋绍愚教授曾到华师参加全国语言学会,贾彦德教授还把他编写的《汉语语义学》送给我。我陪贾教授到华南植物园游玩,知道我脱离专业二十多年重新归队搞专业之后,他亲切地鼓励我:“不要紧,现在还年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就可以出成果了!”蒋绍愚教授回北大之后,曾邮寄过一些复印资料供我参考。
王福堂教授[1]把他精心改编、极其珍贵的《汉语方音字汇》邮寄给我。唐作藩教授[2]也把他新编的《汉语语音史教程》送给我。我的老同学田小琳[3]移居香港后,只要经过广州,总会来看望我,把她的《语言学论文集》、《现代汉语》(教材)送给我;留校工作的老同学、北大语言教授索振羽也把他与叶蜚声教授合作翻译的(美)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邮寄给我,他们都给予许多的关怀与鼓励。 深圳大学张卫东、刘丽川教授是与我同专业的北大校友,知道我研究增城的客家方言便主动到增城与我合作,共同调查研究,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老师、同学、校友的关爱和鼓励,成了我前进的无穷动力!“北大五年,受用终生!”这话一点也不假。我所受用的,不但有当年积累的基础知识,更有老师、同学、校友的丰富精神资源,我常常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东隅已逝,桑榆未晚”的名句,借此不断激励自己。
退休之后,华师退协与人事局领导同志召开退休教师座谈会,鼓励大家要健康长寿,安度晚年!我总觉得“安度晚年”离我还很远,认为自己精力还很充沛,还要发挥余热,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想起来,我退休二十多年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先后参与1995年版《增城县志》与《增城市志(1994-2005)》的编纂工作,与专家合作,让粤语增城话、增城客家话与畲族语言载入史册。
1992年初,我退休不久,即接到增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聘书,被聘请为《增城县志》(以下简称为《县志》)副主编。当时,《县志》主编是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增城人、1939年从家乡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徐亮老同志,常务副主编是我中学时的王一洲老师。此前,我们三人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已经合作选注了《历代荔枝诗词选》(广东旅游出版社)。 在老前辈、老师的领导下工作,我心情愉快,大胆发挥自己的专长。那时,《县志》已经进入总纂阶段,给我的任务是作文字把关。我看了初稿,运用所学的语言学知识,向主编提出:应该把增城的两种方言——粤语增城话与增城客家话写进县志,因为这是很有地方特色、而且是很有科学价值的内容。
主编采纳了我的提议。接着又有人提出:“写增城话就可以了,客家是外来的,与梅县差不多,不用写了。”我查找当时所搜集的族谱,发现增城的广府人,也全都是外来的,土人早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增城客家人占了40%,不写客家话岂不是歧视客家人? 再说,增城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也有许多差异,不能用梅县话代替。经再次提议,主编同意增加“方言卷”部分作为第三十四卷,聘请华师大何伟棠副教授撰写“粤语增城话”。我是增城客家人,自告奋勇撰写“增城客家话”部分。主编担心我经验不足、写不好。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于是请了对客家方言有研究经验并编写了《新丰方言志》的华师大周日健教授指导,写好的志稿请他审查。志稿最终顺利完成,被录入《县志》,增加了其中的地方特色。
增城留存下来的旧县志有明代的(嘉靖)戊戌志,万历丙子志、壬辰志,崇祯辛巳志;清代康熙癸卯志、癸丑志、丙寅志,乾隆甲戌志,嘉庆庚辰志、宣统志等10多届。其中的《序言》及《又序》,需标点后附录在新编的《县志》之中。主编把这一任务交给我,我也愉快接受。 标点之后,我主动请当时尚健在的华师大钟旭元老教授订正。这一届《县志》于199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出版发行,受到专家们的好评,荣获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一九九七年全国地方志奖二等奖”,随后,又获得广东省志书评比一等奖。我作为八位副主编之一,也算尽了一份微薄的力量,感到欣慰!
增城自1995年撤县建市、归广州市管辖后,至2005年,广州市开展第二轮修志,本人又于2006年9月受聘为《增城市志》(以下简称为《市志》)副主编,负责《文化事业》、《文物》、《劳动 民政》、《语言 风俗》四个卷目的编写工作。
在这轮修志中,增城市志办主任兼执行主编黄卓夫,原是中学语文教师,后在《增城日报》社任社长兼主编,再调入地方志办公室当主任兼《市志》执行主编,有较高的文化与政治水平,热心于客家文化研究的推动工作,原在《增城日报》任社长时就发过不少有关客家文化活动的报道。
虽然我与他没有共事过,不是很熟悉,但可以说是彼此了解,有着共同的文化事业心愿。在他的领导下,我也是放开思想,大胆提建议。首先建议聘请专家参与修志,聘请深圳大学张卫东、刘丽川两位教授为《市志》顾问,调查研究增城客家文化;同时聘请暨南大学畲族语言专家陈延河教授为《市志》顾问,调查研究增城的畲族语言。这两项建议主编(主任)都欣然接受了。 随后,得到热心客家文化的离退休老干部支持,于2008年3月成立增城客家文化研究会。会上推选黄卓夫主任为会长、原增城市人大常委主任邱秋、原市政府顾问宋振强、政协副主席王伙南等老同志以及南国艺术研究院罗兆荣院长为名誉会长,我是几位副会长之一,并聘请张、刘、陈等三位教授为增城客家文化研究会顾问。▲ 左一 前畲族村村长来光明,左二畲族村治保主任、畲语调查发音合作人雷日坤, 中 畲语调查者、暨南大学教授陈延河,右一 畲族村党支部书记来光荣,右二前畲族村党支部书记、畲语调查合作人蓝松年在执行主编兼会长的策划下,把增城的历史文化与客家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开展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增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为了调查研究畲族语言,我和陈延河教授由治保主任雷日坤同志陪伴着在畲族村极其简陋的村委会住了四天三晚。我们各开各的座谈会,他调查语言,我调查风俗,各自写出调查报告发表,并录入《市志》。畲族语言被称为濒危语言,而增城畲族语言,在全国属于保留较完备的了。
陈教授的调查受到畲族专家们的好评,获得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这期间,本人在张、刘两位客家文化研究专家的带领下,调查了增城三百多年来,汉族与畲族,广府与客家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本人在调查畲族村习俗的基础上又调查了广府村习俗、客家村习俗,同时录入《市志》。所有这些内容成为这一届《市志》的亮点之一,受到好评。
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研究员陈泽泓同志在《市志·序二》中指出,本志精彩之处甚多,印象最深刻的有如下三点:“一是体例严谨”、“二是亮点突出”、“三是人文厚实”。“亮点突出”当中,就有“着力反映作为广府、客家、畲族杂居地区多元文化之和谐相处”的评价。在“人文厚实”中,他指出:“首轮修志适应社会转型,大大增加经济部类的内容,其进步应予肯定。而对于人文记述不足则成为缺憾。 本志在全面反映增城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着力加强人文方面的记述,对待民间艺术、文物作全面记述,选取著作与诗词文联补遗。第二轮修志之初,语言与风俗一度被忽略,乃至有主张‘不变不记’的,而本志却能作深入挖掘的记述。严格区分时兴之新俗与废止之习俗,作全面记述;在记述各种方言中,专门完整记述流传范围不大而有着特殊意义的畲族语言,体现人文关怀之卓识。”1、王福堂,1934年出生,浙江绍兴人。1956年北大毕业后留任工作,先后在语言学教研室和现代汉语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科研。专著与论集有《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编著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等。2、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省洞口县人,当代著名音韵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已退休。主要著作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与《上古音手册》等。3、 田小琳(1940-),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选修汉语言专业。1985年11月移居香港,从事出版、教学、研究及其他商务经营工作。1986年6月创办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至2000年前,任董事长兼总编辑。1986年初起至今,十几年来主要在香港大学兼职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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